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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发挥“互相同化”
的积极作用，尽管其“同一”
的趋势已无法改变，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如穆都哩在《蒙回藏与国会问题》一文中就写道：
盖民族之成国民之合，其绝大之原因，全由于外部之压迫及利害之均等，而他种之原因则一缘于居于同一之土地，一缘于相安于一政治之下。
至于言语、风俗习惯虽为成立民族及国民之要素，然有时不以此而亦能判定其为某国之国民。
若专以风俗、言语等而定民族之异同，则英人与美人之问题，必难解决矣。
虽然，中国之人民皆同民族而异种族之国民也，言语、风俗间有不同之点，有时而同化也。
故同化者，亦造就新民族之一要素。
以满汉两方面而言，则已混同而不可复分，推之及于蒙回藏，则其大多数虽未收同化之效，而其近于内地之人民，则其言语风俗已一于内地之人民。
虽欲使其不同，已不可得矣。
再加之以经营，施之以教育，则数年以后可用者将不遑计。
不然，委之于不显，或奴隶视之，则三年之后，其地必非我有。
[139]
在这里，民族认同的现代政治性原则，以及文化融合才能使之深化和巩固的认知，可以说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觉强调。
这是对西方特别是英、法和美国现代“民族”
（nation）概念的理解和运用走向深化的重要环节。
此种通过立宪运动得到加强的各民族一体融合的深刻认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作为少数民族代表之一的旗人那里能够有突出的表现，其意义自然不同寻常，它体现出部分少数民族人士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历史应该记住的是，率先从现代“民族”
（nation）概念含义角度，特别是凸显其同一国民身份的政治性角度，来论证中国各族人民为同一现代“民族”
共同体的，正是清末留日的少数民族人士，甚至最先明确地以区分现代意义的“种族”
和“民族”
概念为基础，由此认定中国各族人民为“同民族异种族”
关系的，也是他们。
这一点，笔者2001年最初探研该问题之前，似尚不曾被历史研究者所揭示和重视。
需要指出的是，立宪运动期间，部分留日少数民族有识之士的现代民族共同体之认知与宣传，在民族观的根据上，也曾受到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和杨度主编的《中国新报》两大报纸的影响，[140]或至少其彼此之间有过一定程度的互动。
如1907年，《中国新报》上发表陈敬第[141]《满汉问题之解决》一文，文中对“民族”
理论的集中介绍和满汉关系的辨析，就相当周详和深入，堪称清末国内有关认知的较高水平。
而他强调“民族”
与“种族”
之区别，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满族与汉族具有民族“同一性”
关系，便与前述乌泽声的观点有明显的相似之点和相通之处。
在该文中，作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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