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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论，是革命党人“不察”
的结果，骂五色旗为“四分五裂之官僚旗”
，以为“不吉”
，即认为不利于国家统一，恰便于遭受列强分裂和侵夺。
他还认为中国的民族远不止五个，称“五族共和”
也并不妥当云云。
[91]概言之，除了前文提及的列强策动蒙古、西藏上层搞国家分裂的危局刺激外，在孙中山看来，五色国旗和“五族共和”
在国家形式上虽强调了“共和”
统一，但在民族形式上所凸显的，却似乎是各民族“分离并立”
而不是一体化的导向，这无疑是其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应当说，1919年以后孙中山的这种思想变化，有其理性的一面。
对现代国家而言，的确首先应该强调中华民国国民分子的个体身份，用孙中山自己当时反复使用的话来说，就是各民族的人民都有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利和共同享有国家“主人翁”
之地位。
换言之，“民族平等”
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公民或国民平等”
恐理应更为优先。
民初时，孙中山和许多革命党人一样，尽管由于形势的逼迫和策略的考虑，同意民国保留了优待清朝皇室和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特权，但在其内心深处，他对袁世凯那样的权奸和围绕在袁身边的立宪派和其他清朝旧官僚的“操纵”
是非常不满的。
对先前没有革命历史的“五色旗”
，他也带有一定的偏见，在情感上更倾向于革命党人在武装斗争中制定的青天白日旗。
毋庸讳言，渴望整个民族化合的急迫心理，以及对“五色旗”
的某种迁怒，使得他对“五族共和”
论的抨击过于激烈和绝对化，诚不免有感情用事的地方。
事实上，民初时作为共和国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于“五族共和”
论曾一度认同和传播，并且这种认同与传播还发挥过他人难以替代的特殊作用。
而1919年之后，“五族共和”
论也并未完全失去其整合中华民族的积极意义，关键在于人们如何认识它和解读它。
就拿孙中山对“五色旗”
和“五族共和”
论的抨击来说，当时就有不少认同“中华民族”
一体观念的人，对此表示出不同意见。
除了广为人知的国家主义派的强烈抗议之外，了解孙中山思想动向、曾高揭“新中华民族”
旗帜并积极促成国共合作的李大钊，也是一个典型代表。
他在1923年的《平民主义》一文中，就曾间接而温和地批评了孙中山的偏颇看法。
他称五色旗为“中国的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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