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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给予“五族共和”
以积极评价。
文中写道：
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随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
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
譬如中国的国旗，一色分裂为五色，固然可以说它是分裂，但是这五个颜色排列在一面国旗上，很有秩序，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成了一个新组织，也可以说是联合。
[92]
但孙中山及其所代表的国民党却有另外的解释。
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所编的《国旗释义》就认为，在五色旗中，“五色只能用以代表五族而已，于共和无与”
。
三民主义包括民族民权民生，“五色旗所能表示者，只民族主义之一部分，尚未能赅民族主义之全，其于民权民生更无关涉。
故不独于历史关系方面，不能表示革命精神，即于意义方面，亦偏畸不完，不能使革命精神充分表现也”
。
而青天白日旗则不同，自狭义言，它“不但含有光复意味，且含有自强不息日新其德之意味，于发扬国民精神，所关甚大”
；自广义言之，“人类不能离天日而生存，而天日所临，凡为人类，一切平等享受，无所差别。
以之为国旗特征，实能表示一种民胞物与、一视同仁之意味。
于三民主义之基本精神，无乎不赅”
云云。
[93]
由此可见，当时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是如何通过确立青天白日旗的正当性，来表达其“中华民族”
整体观念及其诉求的情形。
[94]
引人注目的是，在1919年后孙中山的“大中华民族”
理念之中，甚至还保持着某种准备随时平等地包容其他外来自愿加入“我族”
的民族开放性。
所以他说：“更进一步言，吾人既抱此建设大中华民族之志愿矣，尤当以正义公道之精神，为弱小者之援助，或竟联络引进之，使彼脱离强权，加入自由民族，同受人类之平等待遇，如威尔逊之所谓‘民族自决’，与新俄宪法之所谓‘民族解放’然。
能如此，方得谓达民族主义之极境矣。”
[95]其民族自信心及有关思想的理想主义色彩，由此可见一斑。
在晚年的孙中山看来，民族自信力特别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的凝聚、生存和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此期他之所以同时要大谈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价值，原因也正在于此。
由于孙中山巨大的思想和政治感召力，他晚年对“中华民族”
概念的执定，影响深远。
1923年1月，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建设各民族统一体意义的“中华民族”
被正式写进了《中国国民党宣言》。
宣言道：“吾党所持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
欧战以还，民族自决之义，日愈昌明，吾人当仍本此精神，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
[96]《中国国民党党纲》里也明确表示：“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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