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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924年1月，体现国共合作精神和苏俄影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多次使用了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民族”
一词，并将汉族以外的“国内诸民族”
，称之为“少数民族”
，表示要“讲求种种具体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
，“渐渐与诸民族为有组织的联络”
，强调“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对外则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
的压迫，以实现“中国民族自求解放”
的目标。
不过，比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稍有张力的是，国民党“一大”
宣言竟然还表示：“国民党敢郑重宣称，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
[98]
有学者认为，实际上1919年之后，孙中山的“中华民族”
观念本身仍然经历过一个演变过程，“1919—1922年，他的‘中华民族’观是一种以同化为基础的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就实质而言，这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民族观；1923年到他病逝，他的‘中华民族’观是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既承认‘中华民族’是中国的‘国族’，但同时又不否认境内各民族的存在，主张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的融合”
。
[99]注意到1919年以后孙中山“中华民族”
观发生了某种变化，无疑是有意义的。
但究竟如何准确把握这种变化的实际内涵，或许还存在可以商榷之处。
笔者以为，如果就内容而言，孙中山1919—1922年间的民族思想固然有潜在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在文化上也确有一种明显的汉族中心的优越感，但却很难说他在主观上即认同理念上，已经全然放弃了其以往一贯声称的“民族平等”
原则，特别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
正如金冲及先生所强调的，“他对民族主义的解释，一直特别看重‘平等’二字”
。
[100]而复杂的是，1923年之后，他不自觉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也未见得就真的被他自己彻底“扬弃”
。
关键要看其后他在民族主义演讲中所正式引入的“国族”
概念，以及这一概念和“民族”
概念所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
观之实际内涵如何。
1924年1月27日，在其“民族主义”
演讲的“第一讲”
中，孙中山一开始就与“家族”
“宗族”
概念相联系，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国族”
概念。
他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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