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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因此明确认定，“三民主义”
中民族主义是基础和根本，而民族主义的主体就是现代的“中华民族”
，“民权、民生”
也是就“中华民族”
而言的。
因此，“中华民族自身之意识”
的培养，也就成为三民主义建设的核心任务。
他指出：“‘三民主义’之精神，始终在于救国，而尤以‘民族主义’为之纲领。
民权、民生，皆为吾中华民族而言。
使民族精神既失，则民权、民生，皆无可附丽以自存。
所谓民有、民治、民享者，亦惟为吾民族自身而要求，亦惟在吾民族自身之努力。
舍吾中华民族自身之意识，则一切无可言者。
此中山先生革命精神之所在，不可不深切认明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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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种被赋予了新内涵的三民主义，在国民党的推动下，反过来又构成为此后涵育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继续成长壮大的意识形态力量之一。
但同时也应指出的是，此种强调各民族需进一步实现整体化和一体性的“中华民族”
观念，尽管在孙中山那里同对“五族共和”
这一提法的明确否定相联系，而实际上“五族共和”
论及其初期实践，却是其得以提出和进一步落实的逻辑前提。
不仅如此，其后的国民党虽然继承了孙中山的“中华民族”
理念，却也并没有简单抛弃“五族共和”
论，而是在不同的场合仍然加以强调和运用，即便是蒋介石本人也不例外。
因为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指出的，“五族共和”
论与复合性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在本质上既构成一种顺应关系，而同时它又与单一性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也存在一种逻辑前提关系。
不少时候，“五族共和”
的内涵其实很含混，与所谓五族“同种”
皆为“黄帝子孙”
一类说法，往往也是能“和平共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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