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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力之强的原因,最后得出关于“中华民族”
的三个结论:(1)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2)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3)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
[118]这种由历史预知未来的工作,无疑是增强中华民族的命运感和前景认同的有效方式。
1928年,钱穆在《国学概论》中,就曾特别敏感地表彰了梁启超此文及他同时所作的另两篇文章“尤能著眼于民族的整个性,根据历史事实,为客观的认识”
[119]的特点与价值,从而显示出与梁启超的某种共同旨趣。
梁启超1922年所阐发的“中华民族”
观念及其研究成果,在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影响。
不仅许多中国民族史专著如常乃惪的《中华民族小史》等,都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他的有关分析和理念,不少历史教科书还直接采用了他的一些结论。
如20世纪30年代初一部较有影响的《高中本国史》,谈到古代中华民族的成分时,采取分“组”
叙述的方式,以及得出的几条“中华民族”
的宏观认识,就几乎完全照搬了梁启超此文的看法[120]。
就思想功能而言,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和梁启超对于一体化的“中华民族”
共同体观念的倡导和弘扬,正好形成一种互补。
孙中山强调的主要是中国国内各民族“应该”
进一步结成一体化的现代“大中华民族”
,而梁启超的研究则证明,中国现存各民族早已存在文化和血缘等各方面的历史联系,华夏族融合周边民族不断壮大的“一体化”
趋势和“民族意识”
久已形成,以华夏文化为核心认同的大中华民族的构成和扩大,乃是一种历史发展演化的“必然”
。
这样,政治思想上和学术思想上的“中华民族”
观念,就开始逐渐形成了某种联动态势。
不过,也应指出,无论是当时的孙中山还是梁启超,其“中华民族”
观念中,尽管都已自觉抛弃“汉族”
作为全民族的总符号之做法,且早就声称其内在各民族“彼此平等”
,也的确承认各族人民作为“国民”
在政治经济上应有的平等地位和各种权利,但如前所述,在骨子里他们实际上都还保留有一种明显的汉族文化中心、优越乃至“同化”
的意识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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