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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1915年针对提出二十一条，曾发表《菲斯（即费希特——引者）的〈人生天职〉述评》一文，欲以此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
[117]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6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6—3437页。
[118]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6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0页。
[119]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63页。
[120]钟月秋：《高中本国史》，长沙湘芬书局1932年阴历八月版。
书中有关部分将中国古代中华民族的成分划为诸夏、东夷、荆吴、苗蛮、百越、氐羌、群狄七“组”
，只不过是把梁启超所谓的第八组“群貊”
与第七组“群狄组”
合并而已。
同时也强调中华民族是极复杂而伟大的民族；是祖先耗费极大代价和漫长时间而构成的民族；其将来不惟不会衰灭，且有扩大的可能性。
只是把梁所谓“极巩固”
改成了“伟大”
，并添上了“以诸夏族为中心，有民族固有文化，所以能融合四周诸民族”
一条。
1935年，赖希如的《中华民族论》一文（《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4期）的整体构思和结论，也受到此文的明显影响。
常乃惪在1926年至1928年关于“中华民族”
史的研究论著中，更是多次坦承受到梁启超的重要影响。
[121]1924年，陈启天在《新国家主义与中国前途》一文中就慷慨激昂地声言：“惟有我中华民族之国民有光大中华民族之责任，亦惟有中国之国民有再造中国之可能”
，“我数千年之中华民族所托生之中国”
，其命运和前途，“即在吾人之手中”
（1924年阴历一月《少年中国》第4卷第9期）。
余家菊在《教会教育问题》一文中，则认为“于中华民族之前途有至大的危险的，当首推教会教育”
（1923年阴历九月《少年中国》第4卷第7期）。
这也可作为前述收回教育权运动推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传播的一个例证。
此外，使用过该词和概念的，还有张梦九的《中华民族独立与国民大学》（《少年中国》第4卷第11期）等文。
[122]《苏州大会宣言》，《少年中国》第4卷第8期。
[123]王光祈：《少年中国运动》“序言”
，中华书局1924年版。
[124]敖光旭：《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当时主张蒙古民族自决和独立的，不仅有共产党人瞿秋白、李春蕃等，还有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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