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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自觉，还是清醒和理性的。
正是以此认识为基础，此后国民党开始逐渐重视起边疆教育来，并加强了从思想文化上统合全国各民族进程的步伐。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直接推动了对西南、西北等边疆民族的调查研究工作，知识界也从此兴起了调查研究边疆少数民族的学术活动，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形成热潮，使广大国人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了解和认知，也因之逐渐地增多了。
[25]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还逐渐强化了对于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宣传和认同，后来更是定期派专员赴陕西黄帝陵举行祭祖活动，期望以此加深加强国人的“中华民族”
观念和全民族的凝聚力。
1929年5月3日，也就是日本军占领济南一周年的日子，蒋介石发表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讲话，他把全体中国人意义上的“中华民族”
明确通称为“黄帝子孙”
。
他说：“（5月3日）这是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个纪念日！
临到这个纪念日，凡是中国人，凡是我们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26]由于国民党的提倡和宣导，“黄帝子孙”
作为一种带有全民族泛血缘或象征性血缘联系的文化符号和情感沟通符号，在中国也传播得越来越广。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托称黄帝和炎帝之后裔的现象即已出现，秦汉时期，“黄帝子孙”
的正式称谓也已诞生。
《史记》作者司马迁上承“百家杂语”
，下启二十四史，对于国人自称“黄帝子孙”
起了关键作用。
稍后，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时，即明确使用了“黄帝子孙”
一词，称“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
。
不过当时所谓“黄帝子孙”
，主要是指圣贤明君，并未泛指平民百姓。
此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的上层统治者，也习惯于自称为黄帝之后。
王明珂曾将此种现象称作“攀附”
传统，不无道理。
[27]也就是说，“黄帝”
崇拜并不像有的学者所强调的那样，乃近代中国才有的新“发明”
，而不过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旧“传统”
在新时代的延续和发展而已。
时至20世纪初年，“黄帝子孙”
说再度时兴，并与西方传入的人分五类说中的“黄种”
认同和国民认同相结合，被赋予一种近代的新式特征。
它起先主要是针对汉族而言，在清末时，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已经有维新派、立宪派和少数民族人士将其用来指称全体中国人了。
进入民国后，随着国内各民族“同一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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