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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当时也有汉族人对将黄帝作为全民族祖先来加以祭祀不以为然者。
据说著名学者陈寅恪就认为，黄陵祭祖之举“非特不能调和民族间感情，反足以挑拨之也”
。
[34]
在这方面，相对说来，延安中共政权的一些做法，似乎更为可取。
在延安，虽然中华各民族人民皆为“黄帝子孙”
的说法同样流行，但以“少数民族”
为主题的群众集会中，公祭汉族以外各民族的伟人和英雄，也是固定的重要活动。
如1939年至1946年，延安每年都要隆重公祭成吉思汗，并视他为“中华民族”
大家庭所共有的民族英雄与伟人，就极具典型性。
以1940年为例，在那年公祭成吉思汗的大会上，吴玉章便称成吉思汗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伟大人物”
，王明也称“成吉思汗是中华民族及世界的大军事家大政治家”
，并号召大家学习“他的团结各民族、抵御外侮的精神”
。
[35]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在民族问题上遵循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遗教，急于树立一个大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且已经开始流露出一种不愿再承认国内各族为独立的现代“民族”
的单一民族论倾向。
但其主要领导人起初在表达有关观点时，说法含糊，彼此也不尽统一。
除了重复孙中山的中国现有各族应消弭畛域、加紧融合，且历史上早就成为一个“国族”
或“民族”
的矛盾表述外，他们所能提出的一点“新”
见解，似乎就是更为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同源共祖”
这一点，这是孙中山所不曾明言的（尽管其民族形成的五种自然力中，“血缘”
因素居首，但孙中山却并没有说过各民族血缘完全混合相同）。
如1930年5月国民党召开蒙古大会前夕和会议之初，戴季陶、孔祥熙的有关讲话，便可作代表。
1930年5月29日晚，戴季陶在宴请蒙古大会的会议代表时发表演讲时说：“现在一般人，都以为我们中华民国是由好几民族所组成的，这几个民族的文字言语风俗都不同，所以很隔阂。
但是我以为在中华民国版图内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完全是一个民族，决不如一般人所理想的那样疏远隔阂。”
在形成民族的各因素中，语言文字、宗教习俗等都不算太重要，“最重要的还是血统。
中国现在各民族的血统，完全是相同的，是从一个始祖传下来的。
所以我们应当认清这层意思，应当把中国造成整个的一个大民族”
。
[36]他甚至批评在中国，“谋国事者，多不计及于此，而论国事者多不敢明白主张以汉族为中心而同化，此盖昧于汉满蒙藏诸族在人种上本为同宗之历史与文化，为人类共同幸福之道理，故既不能自信而复不敢信人耳”
。
[37]次日，孔祥熙在蒙古会议开幕式的致辞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
他强调中国五族“在历史上在血缘上皆是一个民族”
，“本是同根同源，彼此间的分别，是同于一个大家族的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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