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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论证“中国人”
已成一个中华民族,同时把国内其他被称为分支民族的人民视为“人种”
即“种族”
的理论先声,尽管此前泛泛地称国内五族为“种族”
者并不少见。
1929年,国民政府有关宣传部门还在《东方杂志》等重要报刊,特别开设“民族运动”
专号,动员学者集中讨论相关思想问题。
著名政治学学者杨幼炯等,在讨论中就明确宣称,该运动的目标实际有二:一是“求中国民族能自由独立于世界”
;二是在“要求我国政治地位平等的基础上”
,再“谋民族的统一,企图以本国现在的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建设民族的国家”
。
[42]本期《东方杂志》的专号《卷头语》,还将第二个目标的实质直接概括为民族之间的“同化问题”
,强调“还有一层应辨明的,五族的同化乃彼此同化,其目的不过在促进共同一致的民族精神而已,并不是一族消灭别族的个性”
。
[43]
这种各民族之间的“彼此同化”
,用今天的文化人类学专门术语来说,也就是“涵化”
(acculturation),而不是简单地以“汉族”
去单方面同化其他小民族,消灭其文化个性。
此类“辨明”
自然很有政治思想史意义,值得引起史家重视。
因为当时,关于所谓“民族同化”
问题,的确存在不同的理解乃至多种误解,并曾引起少数民族人士的反感。
如1930年5月底6月初召开蒙古大会期间,就有蒙古代表针对孔祥熙等大讲历史上各民族“同源同化”
论,表达不满和反对情绪说:“现在一般人都常常说要由汉人把蒙藏满回各种的人民同化,这种话本来没有什么错误,我们也很希望如此。
不过总理是主张各民族自决的,不主张用强硬的手段。
汉人占中华民族的大多数,三五十年后,自然可以使各民族的言语文字,自然而然的一致。
所以我们不必一定在现在谈什么同化云云。”
[44]有的批评之声甚至还更为激烈。
这实际上也提醒今人,要想准确、全面了解20世纪20年代最后几年开始国民政府所发动的那场以“中华民族”
为认同符号标志的“民族(同)化”
运动之复杂性面向,起码应该多关注当时媒体上的有关报道与解释,而不能仅看国民政府的有关文件而已。
当时卷入其中的人们,即便是在国民党主导的报刊上发表关于“中华民族”
观念的见解和民族观认知,其实也并不完全为国民党所执定的宗旨所拘囿,更何况一般大众媒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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