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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无论哪一国的民族都是聚集无数种族不同的人民合并而成的。”
这和此前梁启超及1919年隐青的《民族精神》一文中的有关思想似并无大的差别，但不同之处在于，他这时已明确地拿这一观念来做“中华民族”
（他称为“中国民族”
）是为“一个民族”
的论证说明了。
张氏指出：
我们中国民族之中，有几百万的蒙古人，百多万的满洲人，几百万的西藏人，百几十万的回教突厥人，并且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不晓得归并了无数的南蛮北狄，成为一个民族。
可是我们中国民族的人种无论怎样的不同，我们四万万人民经过了这许多年数的共同生活，自然而然的有一种团结的自觉心，自以为成为一个民族。
张慰慈还回答了在各种“精神的团结力”
中，为什么“各种各样人民的民族精神团结力能发生重大的历史结果，而国际间同宗教的或劳工阶级虽也有一种精神团结力，但其重要万不能与民族的团结力相比较”
的原因。
他认为这与“国家”
的建立及其“国家”
建立时的社会种族基础，有着直接的关系。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民族精神之所以能有绝大的势力可以算是两种势力造成的：第一，国家；第二，国家在历史上发生时候的社会状况。”
换言之，“民族”
虽与“国家”
和“国民”
不同，但它的形成却与国家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为国家本身是“一种极大的势力，凡国内人民没有一个不受其影响。
国家成立后第一步工作，就即把其人民的利益与别处人民的利益分别界限。
比方现今欧洲那几个国家成立以后，就把那种表示于宗教、学问，法律与风俗的中世纪文化逐渐民族化了”
。
因为在同一种法律和风俗之下的各国居民，久而久之，就会彼此“发生一种同情心”
，形成一种区别于他国之民的一体意识，以及共同的命运感和“不得不通力合作”
的“团结的精神”
。
具体到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国家的关系，张慰慈则特别提到了清朝统治的特殊作用和民国建立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他对清朝帝国民族遗产的强调，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学家难得的思想见识。
他写道：
从我们中国民族方面着想，我们可以说，新疆、西藏人与中国人成为一个民族完全是因为清朝统治了二百多年时候，以法律与行政把这几处地方的人民混合了，使他们有一种团结的自觉心，这就是第一种造成民族的势力。
蒙古、满洲人与中国人成为一个民族，是靠上述第二种造成民族的势力。
我们在光复时候或光复以前无论怎样仇恨满人，现在满人改了一个汉姓以后，我们就不觉得有什么区别的地方。
现在无论汉人或满人都觉得同是中国人，同是属于中国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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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孙中山五种自然力的民族形成学说之外，从政治学的角度，把“民族”
主要看作一种直接受近世以来国家力量整合的“精神上的团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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