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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笔者和学界同人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李大钊的确不愧为“中华民族复兴”
论最早的创发人之一。
他的“中华民族复活”
说虽明确表达于1917年，实则早在1915年和1916年受日本辱华之“二十一条”
的刺激时即已萌生，可以说乃是民族危机的直接产物。
面对日本企图断绝中华“根本兴复之生机”
的行径，热血的李大钊坚信，“吾国命未必即此终斩，种性未必由此长沦也”
，[68]他要再造中华，以延续民族生命，促其光华再放。
但单木不成林，那时的“中华民族复兴”
论还只是个体思想的表达，尚不具备形成思潮的条件。
而且1917年前后，李大钊也还谈不上有共产主义信仰，只不过是一个深受进步党人民族国家思想影响的留日学生和爱国青年而已。
民国初年的进步党，核心人物为梁启超、汤化龙和孙洪伊。
它在宗旨上标榜“国家主义”
，仍以发展宪政为目标。
其中不少人主张，各族人民作为国民当化合而成一大“中华民族”
。
该党起先与袁世凯合作，后袁复辟帝制，即与之决裂。
进步党解散后，梁启超又成为“研究系”
的首领。
李大钊最初发表“中华民族复活”
论时，与汤化龙、孙洪伊很是接近，他赴日留学，即由这两人资助。
不过在思想上，李大钊还是更多受到梁启超的影响。
其呼唤“青春中华之再造”
的那种青春哲学，进化论逻辑，以及青年必须担当复兴使命的思想主旨，乃至阐发论述的行文风格本身，都与1900年梁启超的名作《少年中国说》十分相似。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曾赴欧考察，亲身感受并开始反省西方近代文明的弊端，逐渐增强了对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的信心，与梁漱溟、张君劢等一道，成为“东方文化派”
的代表。
“五四”
以后，他虽没有直接使用过“中华民族复兴”
之类的明确表述，但他对“中华民族”
史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系列有影响的研究，从“中华民族”
的生命活力，传统文化的特色与优长，以及两者结合而形成的独特“国民性”
或“国性”
等多个方面，阐发过不少相关思想，对于引发“中华民族复兴”
观念，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如1921年，他发表《历史上中华国民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一文，就主张国人“今后但当善用我国民性之所长，别开新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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