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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国经过数千年的“民族化合”
，终于形成近代意义的“‘中华国民’之一人格”
，“前此百难千灾，幸不夭折，今乃俨然壮夫矣。
今日以往之历史，正与欧洲黑暗时代相当；今日以后之历史，乃始渐入彼之文艺复兴时代也”
。
[69]次年，他又发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探讨“中华民族同化力特别发达”
的过程与原因，认定“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
，等等[70]。
这些论说，与“中华民族复兴”
论已然相当接近。
1921年至1922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其有关论说，更直接从“中国文化复兴”
的角度来思考“中国人复活”
问题。
他声言：“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
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无二的路。”
他既批评那种把清代学术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
的说法为不当，认定“文艺复兴的真意义，在于人生态度的复兴”
；又批评把“五四”
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当作“中国的文艺复兴”
之荒唐，认为新文化运动只不过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
。
[71]此种观点，实在启发了那种将传统文化复兴视为民族复兴之根本的新思路，对日后的“中华民族复兴”
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0年前后，梁漱溟成为“乡村建设派”
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个长期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鼓吹中华民族复兴论的象征性人物。
实际上，“五四”
以后的文化保守主义，或者说带有保守特点的文化民族主义，不仅参与孕育了“中华民族复兴”
思潮，还直接构成为日后主导型“中华民族复兴”
论的某种思想底色。
就笔者所见，在“中华民族复兴”
思潮的形成过程中，1924年似乎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这一年的1月至3月，孙中山发表“民族主义”
演说，对其以往思想予以重新解释，不仅大赞中国传统道德文化，而且提出要“恢复民族地位”
“发扬民族精神”
，甚至还使用了“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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