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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这表明他加入共产党之后，依然保持了对于往日思想的延续。
该文对我们认知“中华民族复兴”
思潮的兴起，同样具有特别的意义。
李氏在文中写道：
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贡献，大都以为是老大而衰弱。
今天我要问一句，究竟他果是长此老大衰弱而不能重振复兴吗？不的！
从“五四”
运动以后，我们已经感觉得这民族复活的动机了。
但我又要问一问，这民族究竟真能复活吗？时机倒也到了，只看我们是怎么的奋斗和如何的努力！
我们如能使新的文化、新的血液日日灌输注入于我们的民族，那就是真正新机复活的时候。
从引文可知，李大钊不仅继承了他“五四”
以前的“中华民族复活”
论，还保持了其一贯以批判和改造传统、吸收和引入外来先进文化为主导倾向的“新文化运动”
之精神与立场。
这一点，正是他有别于王光祈、青年党和“东方文化派”
的地方。
在《人种问题》一文中，李大钊还特意提到孙中山1924年初关于“民族主义”
的新解释，称其对外强调“现世中国的民族，为要独立而反抗其他任何民族的侵略与压迫”
，对内主张“国内经济生活不同的民族要使其解放、自决而独立”
，“经了这番新解释”
之后的国民党民族主义，“其意义也更新而切当了”
，但他对孙中山赞美传统道德文化的部分，显然不愿置评。
此前一年，在孙洪伊的牵线搭桥下，李大钊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被接纳为国民党党员，直接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所以这里，笔者更愿意将此期李大钊的有关思想，看作是既体现又超越共产党人观点的、一种有别于文化保守主义路向的“中华民族复兴”
论代表。
不过，李大钊此时的“中华民族复兴”
论，较以往又有所发展和变化。
首先，此论已建立在对“民族”
和“民族性”
价值深入认知的基础之上。
在《人种问题》一文中，李大钊清晰地阐明了民族、国民和人种三个概念的差别，认为与“国民”
作为政治法律身份和“人种”
作为血缘区分的标志不同，“民族的区别由其历史与文化之殊异”
，凡是“在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国民，都可归之为一民族”
。
他在文中，还特别推介了法国哲学家库泽（Victor，今译孔辛）关于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关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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