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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一民族的特性必代表其一时代的理想，但须于这时代的总精神之下乃能了解”
，“各民族之相异的特殊理想都可认为真识，而不是完全的真理”
，它们可以而且必须互补，才能成为“完全的真理”
。
这实际上是在强调文化“时代性”
的同时，也认可了各民族文化自身不可替代的“民族性”
及其存在价值。
无疑地，这在当时的中国，乃是关于“民族性”
最前沿和最深刻的见解。
其次，文中还视野开阔地介绍了一些西方学者关于民族、国民和种族间复杂关系的看法，指出民族、种族间存在阶级对立与斗争的事实，推论“人种斗争将来必与阶级斗争同时表现出来”
，并强调：“中华民族应对世界民族加入阶级战争的准备，这也是我们要特别注重的”
。
这一点表明，此时的中共党人里已有先觉人物，开始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思考有关民族及其复兴问题了。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李大钊并未以“阶级性”
的存在去简单否定“民族性”
的价值，而是将两者并存并重。
因此在该文的最后，他明确表示：“要在未来民族舞台上施展我们的民族特性，要再在我们的民族史以及世界史上表扬显著我们的民族精神”
。
[78]这种思想的包容度、调和色和复杂性，在中共早期乃至1935年之前的思想史上，都是甚为少见的。
当时的中共党人一般多习惯于从时代性出发，以“封建主义”
概念将民族传统整体否定，而将文化的民族性价值几乎完全漠视。
不过，李大钊尽管有所突破，也仍然无法彻底摆脱这种思维定式的拘囿。
这从其往往泛泛地谈论民族性，通常不会将其具体落实，可以透见一斑。
1925年以后，李大钊所代表的“中华民族复兴”
论路向，由于国内控制和主导该话语的文化保守主义之强势存在和国民党以之反共等原因，逐渐淡出“中华民族复兴”
论的话语系统。
直到“九一八”
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又得以有所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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