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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不少均以直接服务于抗战为目的。
如1939年出版的李宗仁影响极大的《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一书，就具有典型性和象征性。
这类著述中所包含的“中华民族复兴”
理念和话语，洋溢着时代精神，实成为激扬国人抗战热情、增强必胜信念、焕发军人的民族血性、勉励官兵勇于牺牲的精神支柱之一。
毫无疑问，这是我们评价抗战时期国民党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华民族复兴”
论最为重要的方面，也是抗战时期该思潮和运动的本质方面。
那么，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复兴”
论又是何种关系呢？概而言之，中共对于该论，经历过一个从讽刺批判到有限谈论的前后转换过程。
在民国时期的中共思想史上，真正以“中华民族复兴”
为题做过专门讨论的，除早期的李大钊外，实在很难一见，即便是抗战时期，也是如此。
这是当今研究该问题的学者所不难发现的现象。
对此，笔者曾给过一个说明：“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所主要致力的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建设，由于国民党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旗号下长期反共的政治原因，它更喜欢谈‘中华民族解放’，‘抗战建国’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但出于反侵略斗争的民族大义和与国民党合作的现实需要，也不讳言‘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说法。”
[91]另有学者在有关研究中，也做过相似的解释：“中共是官方民族复兴话语谱系中的对立面，虽然为了抗日大局的需要在土地政策方面作了一些调整，但自然也不会随声附和官方话语，所以在这一话语谱系中声音微弱。”
[92]不过，我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中共对国民党所主导的“中华民族复兴”
论，曾存在过一个针锋相对的批判阶段，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其态度才开始发生改变，从一味地讽刺批判，转变为有限的正面谈论。
另外，同这一过程相伴随，中共在文化认知上，还曾经历过一个相应的内在思想转换，并非只是在策略上进行调整而已。
全面抗战以前，中共对国民党“中华民族复兴”
论的反击，主要采取了以下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地反唇相讥，嘲笑其虚伪，抨击其不过是以此为标榜，来掩盖其真正“卖国”
“复古”
以及“法西斯独裁”
的实质；二是从理论辨析的角度，公开阐发其何以要反对“民族复兴”
而主张使用“民族解放”
的理由。
关于第一种方式，不妨举两例为证。
1934年，中共在一封“告全国劳动群众书”
中即声言：“出卖中国，在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之前匍匐投降，背叛民族，屠杀民众，血腥的镇压一切反帝斗争，无限制的剥削工农，毁灭中国！
这就是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民族复兴’政策的实质！”
[93]同年，中共领导人博古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表演说，也谴责“国民党用法西斯蒂的‘新生活运动’来麻醉民众。
‘新生活运动’的口号，是‘复兴中国民族’，不是用民众的武装的抗日战争，而是用提倡礼义廉耻，走上复古的旧道路，提倡旧的奴隶顺从的道德，使全国人民安稳的做奴隶”
。
[94]大体说来，全面抗战以前，中共对国民党“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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