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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去条件和手段，高唱‘民族复兴’的滥调，完全是一种幻想，也可以说是一种欺骗。
不仅永远不会‘复兴’，而且还会‘死灭’。”
[95]由此思路，我们或可得知中共何以长期乐于使用“民族解放”
[96]而不喜“民族复兴”
口号的部分缘由。
不过，全面抗战爆发前后，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展开，中共对“中华民族复兴”
的提法，最终还是表示了接受和认可。
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乃至中共中央政府文件，已开始陆续正面地使用这一话语。
如1937年9月，张闻天和毛泽东联合署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宣传内容的指示》中，就明确写道：“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
[97]事实上，这也是此期“中华民族复兴”
话语，得以成为全民共享的政治语言的重要基础。
中共的这种话语转换，虽是策略改变的结果，也与中共在亡国灭种的巨大民族危机刺激下，及时实现对传统文化态度的深刻反省与认知改变，有着直接的关系。
延安时期，中共不仅对文化问题日益重视，而且逐渐纠正了建党以来一直过度偏重文化的时代性和阶级性、严重轻视乃至忽视文化民族性的错误认识，对于以往一概斥之为“封建复古”
的传统道德文化，也强调其中既有“封建性的糟粕”
，也有“民主性的精华”
。
这一时期，中共所掀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
“学术中国化运动”
等，可谓这一认知转换的集中体现，而毛泽东将“民族性”
列为“新民主主义文化”
首要特性一点，更具有标志性意义。
笔者曾将这一重要转变，称之为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
。
[98]此一觉醒，不仅构成为此期中共愿意接受和使用“中华民族复兴”
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也增强了中共文化创造的主体自觉性。
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共既愿意以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与光明前途的真正代表者自名，也不惮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
自任[99]，从此摆脱了长期以来屡遭国民党等从“民族性”
角度进行围攻的被动状态。
这对于中共本身的自信心乃至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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