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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广泛流播，又可谓是那个时代的国人需要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心理和精神祈望的集中体现。
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之后的“中华民族复兴”
论走向**的过程中，国社党的党魁张君劢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导向作用。
他一生发表过大量以“中华民族复兴”
为题旨的论文和著作，堪称“九一八”
之后这一思潮杰出的舆论代表。
1932年5月，以张君劢为首的国社党（后改名为民社党）创刊《再生》杂志，明确把中华民族复兴作为办刊宗旨，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复兴方案供大家讨论，可以视作这一思潮全面蔚起、有关话语大势流行起来的重要标志之一。
[102]其杂志“创办启事”
曰：
我中华民族国家经内忧外患已濒临绝地，惟在此继续之际未尝不潜伏有复生之潮流与运动。
本杂志愿代表此精神，以具体方案，谋真正建设，指出新途径，与国人共商榷，因定名曰再生（TheNationalRenaissance）[103]。
将这里所注明的英文直译出来，就是“民族（文艺）复兴”
。
这一观点的提出和论说本身，在当时及以后的各种复兴主张中，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在“九一八”
事变后中国丧权失地等一系列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张君劢感到“复兴民族”
已成为当时中国“极重要且富有兴趣之问题”
，[104]因而把“中华民族复兴”
这面大旗鲜明地揭将出来，这在当时实不乏远见卓识。
在《再生》杂志中，他围绕着这一主题，先后发表了《我们所要说的话》《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民族复兴运动》《民族观点上中华历史时代之划分及其第三期振作》《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的基础》《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等论文。
同时，他还以“再生社”
的名义，将其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全国各地的有关演说收集在一起，于1935年出版《民族复兴之学术的基础》一书。
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他的这些论著，“把民族主义视为立国原则，强调发达民族思想，培植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智力和民族意力对复兴民族的重要意义，强调独立的学术创作在民族复兴过程中的伟大作用，反对西化思潮，提倡思想的自主权，这对于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自信心，建设有民族特色的学术思想体系，是有积极意义的”
。
[105]
不过，一开始，张君劢的“中华民族”
观念中，还明显包含有同化少数民族的汉族文化优越主义的倾向，甚至有时还存在着某种以汉族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毛病。
[106]他所谓的“民族复兴”
，其内容也主要倾注在学术文化方面，致力于确立所谓“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
（这从其所拟定的《再生》杂志英文名为“民族文艺复兴”
可知，实际也体现了整个抗战前后民族复兴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
这是应该指出的。
但尽管如此，他的有关努力，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对于“中华民族复兴”
话语的整体勃发，仍产生了值得重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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