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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再生》杂志的出现几乎同时,较早宣称以研究中华民族复兴理论为宗旨的期刊《评论周报》也创刊于天津。
同年9月,直接以“复兴”
命名的《复兴月刊》,又由新中国建设学会创办于上海[107]。
接着,宏观探讨中华民族复兴政策和策略的理论著作,如吴赓恕的《中国民族复兴的政策与实施》等,也得以纷纷出版。
[108]此后,各种以“复兴中华民族”
为宗旨研讨各类问题的期刊、专著、丛书、团体组织乃至运动,更是层出不穷。
大体说来,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已形成一个**。
到了40年代,它则日渐普及,有关论说也更加深入。
在这方面,黄埔出版社于1940年出版的《中华民族复兴论》一书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它不仅论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必要性和关键点,还阐述了其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可能。
至于说以“民族复兴丛书”
刊出的书刊以及一般书刊中设题探讨“如何复兴中华民族”
之类问题的,就更难以数计了。
由此,一场声势浩大、范围广泛、持续时间长达近20年之久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潮勃然兴起、蔚然可观。
其话语声调之高亢、内贯情感之高昂、思想内容之驳杂,在近代中国的思想话语中,实在都是极其突出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更成为激扬士气、焕发军人民族血性、勉励官兵焦土抗战的精神支柱之一。
前文提到爱国将领李宗仁出版的影响极大的《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109],在这方面就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当时在国民党军中还有本流传颇广的书为《军人精神改造论》(伍子建著),其另一标题即为“民族复兴之精神基础”
。
该书将爱国爱民族的精神视为军人“磨砺意志力”
“理智之扩充与改造”
“立信”
“养勇”
等修炼功夫的根本,又将这种军人精神视为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
[110]可见这一理念在军队中的渗透程度。
当然,抗战时期政府军人民族意识的勃发也并非全是国民党宣教的结果,在巨大的民族危机面前,军人本身民族自觉的主观能动性也不可忽视。
但无论如何,蒋介石以“中华民族复兴”
理念在军队中进行抗战的思想动员,还是做得有些成效的,这从“国军”
里涌现出众多具有民族气节的军官和士兵,能够见其一斑。
颇有意味的是,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顺应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民意,体现时代的需要,同时也借此维护其“最高领袖”
的尊严,曾把蒋介石后来离开西安的日子定为“民族复兴节”
,把蒋介石在骊山藏身的虎畔石取名为“民族复兴石”
,还在那附近修了个钢筋水泥结构的亭子,名曰“民族复兴亭”
,又名“正气亭”
。
1945年的台湾,就曾以广播推行国语等方式庆祝“民族复兴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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