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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日。
[111]正由于国民党政府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大力加以倡导，抗战前后，“中华民族复兴”
理念及有关话语在社会上不胫而走，终于成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为响亮的政治口号和社会性全民话语之一。
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复兴”
理念和话语，其内容极为丰富驳杂，任何概括都可能面临简单化的危险。
但是笔者以为，若从人们对“中华民族”
整体命运认知特点的角度来把握，特别是从自觉倡导和秉持这一理念的人们的内心关怀和阐释重点来说，仍可以明显看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首先是中华民族正面临空前危亡的关头，然“危机即转机”
，如果中国人能有此自觉，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通过抗战血与火的洗礼，未尝不可以借此机会革除赘疣、消除积弊，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
与“重生”
。
恰如张君劢等人在《我们所要说的话》中所指出的：“中国这个民族到了今天，其前途只有两条路：其一是真正的复兴；其一是真正的衰亡。”
但“危机”
也意味着“转机”
，“这个转机不是别的：就是中华民族或则从此陷入永劫不复的深渊，或则从此抬头而能渐渐卓然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
；“所谓转机的关键就在以敌人的大炮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老态轰去，使我们顿时恢复了少年时代的心情。
这便是民族的返老还童”
。
他们借用心理学意义上的“激变说”
和“少年性情说”
，认为“就心理学上讲，以个人论，往往在重大刺激或重大压迫之下，其心理可以突然变化。
且其变化未尝不可是幼年光景的再现。
须知惟有少年或青年心理方有胆量”
。
因此，他们认定，“中华民族的复生必在如何对付那个重大刺激”
。
而要能真正把握好机遇、应对好这个“重大刺激”
，则必须努力建设好民族心理，以奠定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最终打赢这场战争。
此种论点，在当时实反映了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华民族命运感知的一种共同心理特征。
[112]
张君劢反复引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致德意志民族书》以告诫国人，培养和造就强大的“民族意识”
、敏锐的“民族智力”
、深厚的“民族情感”
和坚强的“民族意志”
紧迫而重要，尤其强调“民族复兴，先则从教养入手，俾三万万九千万人民，咸认识其为中华民族之人民，乃当今根本问题”
，并将其视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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