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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由于其率先航海的海外“拓殖”
经历和“探险精神”
具有时代性,再加之他还有着特殊的回族身份之故。
如《十个民族英雄》一书的作者周彬,就将郑和列为第八位民族英雄,在谈到其入选理由时周彬指出:“因为他那种探险精神,真不愧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海冒险家。
而他七下西洋,三擒番长,纵横海上二十年,尤其开中华民族扬威海上移植外洋的先河,平功伟略,谁能否认他是一个千古稀有的民族英雄呢?”
同时作者还强调:“郑和是云南昆阳人,本姓马,先世原是信奉回教的回回人。”
[154]由此可见一斑。
抗战时期,在有关“民族英雄”
故事的书写和讨论中,笔者似不曾见到有像今人那样,否认岳飞和文天祥等为“中华民族英雄”
,而只愿将其视为汉民族英雄的此类情形。
这可能是笔者受到阅读史料范围的局限所致,更可能与当时日寇侵略当前、尚不具备在这方面展开争论的客观条件有关。
当时流行的各种“民族英雄”
传记里,大多少不了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等今人耳熟能详的名字。
在这方面,袁清平所编的《四大民族英雄:岳文戚史集》(军事新闻社1935年版)一书,颇堪代表。
即便是有人怀疑岳飞等为“民族英雄”
的合理性,也并非从“民族”
问题本身着眼,而是批评其“忠君爱国”
的思想行为不合现代精神。
实际上,抗战时期,书写这类民族英雄故事者,多为汉族知识分子,其汉族本位意识的遗留以及对少数民族历史了解的极端缺乏,实在都是毋庸讳言的。
何况“民族”
乃是一个现代的概念,以此为据进行古代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民族英雄”
评选,其本身究竟带有多少历史合理性,今天看来也已成为一个需要加以反思的人文课题。
不过,从思想观念史的角度来看,这却是当时毋庸置疑的一种“客观存在”
。
并且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
比如,由于抵抗日本侵略的现实需要,历史上凡与抵御或征讨日本有关的历史人物,往往容易被“授予”
民族英雄的称号。
像明代的“抗倭”
人物,就较多地被列入当时的各种“民族英雄榜”
之中。
以1933年易君左的那部《中华民族英雄故事集》为例,其抗胡、抗金、抗元的英雄都只列了寥寥几个,而元明抗倭的“民族英雄”
竟一口气列出47个之多,简直要超出其他小类人物近10倍,而且大多都为时人乃至今人十分陌生者。
同时,对于晚清以降在抗英、抗法、抗俄、抗日等领域出现的“民族英雄”
,由于不涉及中华民族的内部关系,总体说来也是各种“民族英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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