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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例子,来加以说明。
一个是班超和张骞的故事。
在他看来,“班超立功西域,《汉书》上大书特书,在今天西域早已是我国的一部分了,就没有照书直抄作为历史故事的价值;倒是张骞通西域回来报告西域的风土人情,沟通两方的文化价值得宣传”
。
这一建议,当时曾颇有共鸣。
大约两年前,针对国民政府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表彰“民族英雄”
的40人名单,就有人觉得专讲“中国外患的抵御者”
的故事不免片面,对外和平交流其实也很重要,故特别提出张骞出使西域的意义问题,强调他作为“民族英雄”
,不仅在于其御侮之可贵,更在于他“是交通使者,文化使者,贸易使者,于中国的文化史上,建立大功的”
。
[157]刘德岑所举的第二个例子,是朱元璋起兵的故事。
他认为“明太祖推翻元朝,我们只能认为元朝的官吏太坏,不能认为是与蒙古有仇,这道理是很浅显的无须申述”
。
也就是说,只需强调“朱元璋推翻腐败政府,解除民众痛苦”
就够了,根本不必提民族矛盾。
不仅如此,中国人“把成吉思汗的远征异域,也应当同样的认为是我大中华民族的光荣”
。
刘德岑所举的第三个例子,乃是关于清代攻打过西藏的年羹尧和岳钟琪的。
他陈述的理由如下:
年羹尧岳钟琪平定西藏,这是清代的丰功伟业。
但是在拉卜楞寺的藏族中,每逢迎神赛会,必杀两个魔鬼,魔鬼的名字就是年羹尧和岳钟琪。
此外还有一出乡土剧,也是表示各部落精诚团结杀年羹尧与岳钟琪的。
这种意识的存在,足以激起民族间的恶感,至为明显。
如果我们今日再表扬此类的典型,正是替敌人制造了分裂国族、实行以华制华的武器。
[158]
可见,这位大学历史教师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已然与其深沉的忧国之心和抗战念想,相当自觉地紧密结合起来了。
不过,其偏颇之处亦显而易见,有的甚至已逾历史学科底线。
他的“中华民族”
观念本身,也属极端一类,如他认为中国“只有国族而无民族”
,“‘汉民族’三字明明是倭寇特意用以分化中国人的怪名词之一”
[159]云云,所论也缺乏必要的根据。
据说,史学大师陈寅恪对于当时教育部不准中学历史教科书谈古代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免“挑拨民族感情”
的部令,就曾不表认同,理由是大可不必,并且认为此种做法,于“近年来历史学上之一点进步完全抛弃,至为可惜”
。
[160]但这已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此处不拟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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