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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加以颠覆而已，他们因此把汉奸分为“爱己”
和“害己”
两种，认为“害己之汉奸”
才是“真汉奸”
。
相比之下，清末革命党人的“汉奸”
话语不仅时间短，限于革命党范围内，且很快由于辛亥革命爆发，五族共和说主导国家舆论，革命党人也已迅速调整了观念，故将其此类言谈称之为“想象中的单一民族国家话语”
，未免太过简单。
其言下之意，民国至抗战时期现代“汉奸”
一词的流行，不过是对清代官方“汉奸”
话语的一种接续和延展而已。
[166]
笔者以为，王柯的解说或能部分说明抗战时期蒋介石国民政府对现代“汉奸”
话语的推波助澜作用，要想令人信服地解释这个带“汉”
字的巨大贬义词得以在中国流通开来的原因，还必须将其与吴密的解说结合起来。
甚至，吴密等学者认为晚清时期，“汉奸”
一词在现代意义上使用还只是“有所表现”
，其程度估计恐怕仍然有所不足。
除了人们已经较多谈到的鸦片战争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用例之外，笔者就还可以举出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时期一些新的例证来。
如1885年3月6日，也即中法战争期间，《申报》头版就曾发表《解散汉奸说》的社评，真可谓一篇讨伐汉奸、警告汉奸并劝喻汉奸改邪归正的“民族主义”
宣言书。
其中所用“汉奸”
一词，就是指称包括所有中国人在内的“为法人作间谍”
“为法人作奸细”
者。
其文痛批那些充当法国奸细的“汉奸”
，“以中国之人，居中国之地，祖宗几代悉隶中国之籍，有生以来衣于斯、食于斯、歌哭聚处咸于斯”
，竟然“不知中国外国之分”
，为贪图不义之财，出卖国家利益。
一时贪心，却要遭万世唾骂，“其子若孙，亦将不齿于人”
云云。
[167]又如1894年9月4日，即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申报》头版发表《防奸续议》一文，认为在当时中国，“奸细有二：一为汉奸，一为倭奸。
非汉奸则倭奸无所容身，非倭奸则汉奸亦不能传消息”
，两者狼狈为奸。
且倭奸易识，汉奸难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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