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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也使用了“中华民族”
一词，而《高级中学普通科本国史暂行课程标准》则使用的是“中国民族”
一词。
虽然两者表达的内涵都属于现代中华民族的观念范围，但反映出国人对“中华民族”
这一实体民族概念使用的固定化程度仍然不足。
“九一八”
之后，此一情形才得以迅速改变。
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在中学教科书使用“中华民族”
概念方面，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
该“课程标准”
始终把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作为中国历史的线索之一，将中华民族的建国、新的融合与扩大，以及当时的复兴运动等列为学习本国史的要点，“突出了‘中华民族’在历史课程中成为一个显性而重要概念的过程”
。
此后，在中小学历史教育方面，对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就更为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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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九一八”
之后特别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的“中华民族”
书写问题，内容极为丰富，本书不准备全面涉及，只想就其中有关民族来源、民族成分，以及中华民族融合进程的历史分期与典范性叙述模式的形成三个问题，略作绍述，以裨读者对于此期构成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组成部分的重要历史知识社会化演进的过程，有所了解。
大体说来，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民族的来源，清末民初主要流行一种“西来说”
，包括埃及说、巴比伦说和中亚说，其中又以巴比伦说最有影响。
该说由法国学者拉克伯里所发明，清末时就由蒋智由等率先传入中国，经刘师培等人传播，影响很大。
“九一八”
之前，此说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里持续盛行，占据主导地位。
前文我们曾提到1927年、1928年王启汾和常乃惪对“西来说”
的怀疑，特别是常氏还明确表示了对“本土说”
的认同态度，但这种声音总体说来还很微弱。
“九一八”
之后的整个30年代，情况则发生了根本变化，纯粹持“西来说”
说已经很少见，“本土说”
或倾向于“本土说”
说者已急剧增多，不过由于考古证据不够坚确，“本土说”
尚欠成熟，“阙疑论”
者也还有一定数量。
如1933年，陈登原编写的《陈氏高中本国史》（世界书局印行），就明确而坚决地否定了各种中华民族“外来说”
，表示“近来因为古生物学地质学的进步，颇使学者有‘北京人’三字的结论：在冰河时期，中国已有人住着。
中国民族的产生，并不比其他地方为迟。
——那么，西来说和东来说，便可付之一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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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全面抗战时期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本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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