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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详细情形，可参见马玉华：《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调查之研究（1929—1948）》（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李列：《民族想像与学术选择：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等著作。
[26]蒋介石：《誓雪五三国耻》，《蒋总统集》第1册。
日本学者松本真澄已指出这一点，转见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27页。
[27]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2002年。
也可参见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28期，1997年；孙江：《连续性与断裂：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收入王笛主编：《新社会史（3）：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关于“黄帝子孙”
说的由来与内涵演变，高强2000年以来发表过系列论文，并出版《炎黄子孙称谓的源流与意蕴》（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亦可参见。
[28]邓长耀：《五族联欢歌》，《绥远月刊》1925年第1卷第3期。
[29]《绥蒙辑要》一书，笔者见之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标价4元。
书上没有具体出版时间和编者及出版单位。
据有的学者考证，该书编纂完成于1936年，铅印于1937年（一说1936年）。
编者为陈玉甲（1908—？），抗战时期曾任蒙古游击军第2区司令。
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有关此书的介绍。
[30]后来，黄帝祭祖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民族代表权的一个斗争场域。
如1948年和1949年中共夺取黄陵县后，两次祭陵，而国民党只能在西安省城遥祭。
观其双方祭文，可知其斗争内涵。
[31]于右任：《黄帝功德记》序，南京仿古印书局排印1935年版。
[32]可参见张其昀：《黄帝子孙》，《妙中月刊》1941年第23期。
[33]绛央尼马：《对于民族扫墓之意见》，《大公报》1935年4月8日。
[34]可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8—99页。
[35]江湘：《延安各界举行成吉思汗夏季公祭》，《新中华报》1940年7月30日。
[36]《中央党部欢宴蒙代表》，《中央日报》1930年5月31日。
[37]季陶：《东方民族与东方文化》，《新亚细亚》第2卷第1期，1931年4月。
[38]刘振东编：《孔庸之（祥熙）先生讲演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初编第82辑，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
关于蒙古会议及戴、孔讲话的更详细内容，可参见杨思机：《指称与实体：中国“少数民族”
的生成与演变（1905—1949）》，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6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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