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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称为“同化中的副作用”
，也就是说“中华民族”
目前可能还不是“一个”
，但无疑已在“成为一个的进程中”
。
胡氏声言：“‘中华民族在成为一个的进程中’这句话，大致都可以同意的”
。
[34]特别是在当时面临亡国危机的特殊时刻，“为加紧团结抵抗外患计，为广播文化、提高各族地位计，皆有促进各族同化的必要”
。
他因此表示：“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广播各族血统文化混合的事实，以加强各族同化可能且必然的信念，这和以前‘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五族同胞’等说法是一贯的，所以这口号是有用的。”
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声言对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
的用意感到钦佩。
[35]
图4-4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及《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
？》片段
这里，胡体乾所谓“同化”
大体是各族彼此同化之意，他因此看到了中国各族作为同一个政治体“国族”
、必然会不断增强“同一性”
的前途。
但其言论中所包含的某种大汉族主义倾向，也是明显存在的。
从现有材料来看，顾颉刚对于翦伯赞的批评和杨成志、胡体乾等人的评论，似乎并未做出直接的回应，原因不得而知。
抗战时期，顾颉刚建立在否认国内各民族为“民族”
基础上的“中华民族是一个”
的观点的确不无影响，甚至抗战胜利后，仍有一些刊物特别郑重地重新加以刊载，以广流传。
如1947年，《西北通讯》第1期和第2期，就分别重刊了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和他回应费孝通的第一篇文字（改名为《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
？》），该刊还特别加了“编者按”
，写道：“顾先生此文，引证详博，议论正大，为促进中华民族团结最为有力之作。
其热情洋溢，感人尤深。
惟当发表之初，适在抗战期间，四方阻隔，流传未广，殊以为憾。
本刊初创，特商请先生同意，重为刊布，想亦国人之所乐闻。
先生尚有《我为什么（要）写“中华民族是一个”
》一文，对此问题，续有推阐，将于本刊下期刊载，兹并附告。”
[36]可见顾颉刚至此，其主要观点仍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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