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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nation这个词，本义原是血统，和race相同，却一被引申为体质文化团体，再被引申为政治团体，其意义就更复杂了”
。
由此可知，顾颉刚和费孝通二位对于ra用法的理解，实际上“都非无根据”
。
而在中文里，“种族”
和“民族”
用法的分歧更不在英文之下，相对说来，“种族”
一词指体质团体时多，指体质文化团体时少，算是要稍好一点。
而中国人“更把当政治团体的nation有时译作民族，有时译作国家，更增加其分歧的程度。
最奇的是民国十年至十五年间，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争得甚嚣尘上，而其英文译名却同是nationalism。
只有蒋廷黻先生把nationalism译为族国主义，乃是避免用语混淆的办法”
。
他因此提议：“将来若能把体质团体叫‘种族’，把体质文化团体叫‘民族’，把政治团体叫‘族国’或‘国族’，而把‘国家’一词专用以指政治团体的机构state，或许可以免许多无用之争。”
[32]
由将“民族”
限定在“体质文化团体”
的认识出发，胡体乾对顾、费二人的观点都提出批评，认为存在各自的思想偏向。
顾颉刚强调国内各族原无界限、只因帝国主义利用“民族”
的名词实行分化“才起了裂痕”
的说法，不免忽略了中国各族之间的体质、文化差异早已存在了漫长岁月的事实。
帝国主义的分化确实存在，但“族间裂痕并非全为民族一词所引起，也不能单因为民族一词用法的更正而消灭”
。
而费孝通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费氏强调国内各族的体质文化界限不容否认，但却又错误地认为此种界限并不足以引起“政治的裂痕”
，以为能真正引起政治裂痕的只是“政治上的不平等”
。
实际上，“体质文化的歧异和政治上的不平等，单独地或结合地都会引起族间的裂痕。
体质文化的差异常能引起政治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也会加强体质文化上的歧异的。
所以体质文化的同一，终是消灭民族裂痕的根本办法”
。
[33]
在胡体乾看来，“民族的界限本不是永恒固定的”
。
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各民族“不断同化”
的事实。
而在中国，古往今来，特别是近三百年来，民族同化的成绩更大。
各族之间“打破了许多界限，增加了许多同一性”
。
民国以来因交通进步，经济发展，人口迁移，教育普及，各族之间“同化的进行”
较之有史以来速度更快，虽彼此之间的差异依然存在，有的甚至还显露出“离心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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