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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皆为“种族”
的看法，当其正式阐发之时，无疑受到时局的左右和孙中山有关民族思想的影响，但它们反过来是否直接影响到了国民党最高层的有关民族决策，目前尚缺乏具体深入的实证研究。
但大体可以肯定的是，其作用无论如何不宜过于夸大，充其量只能说，他的有关论点与同时代的许多类似观点发生了共鸣，与国民党一度占主导地位的民族观倾向较趋一致，并因此得以推波助澜。
不错，在1938年至1940年前后，国民党内上述有关的思想倾向的确是迅速强化了，但这主要是国内抗日战争的形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相关国际因素影响的结果。
就拿曾与傅斯年就此问题通过信的国民党高官朱家骅（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党务委员会主任）来说，他在1939年7月，就曾公开反对“少数民族”
的称谓，声称“少数民族”
纯粹是“外国的名词”
，“在外国也有他存在的理由，在中国这种名词决无提起的道理。
要知道捷克便是为这样的名词所误了，以致于灭亡。
我们中华民族——国族，是有一体性的，是合体同命的”
。
[54]从这里不难发现，1938年9月至1939年年初德国借口少数民族问题强迫捷克割让苏台德地区并最终占领捷克全境的事件，对于国内知识人和国民党的有关反应，显然也产生了相当直接的刺激作用。
就在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同一天（1939年2月9日），国民党的《中央周刊》上也发表了著名清史专家萧一山的《中华民族问题》一文，这颇能表明国民党的态度。
该文采用约翰·密尔（JohnStuartMill）对“民族”
的解说，来论证各民族为同一个“民族”
，表面上与顾颉刚采用何文康的民族定义略有差别，实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密尔这样定义“民族”
：“民族是具有共同意识感情，因历史流传，政治上结合已久，各自愿隶属于一个政府下的人类集团。”
这一定义既强调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感情意愿的重要，又重视与此密切相关的政治因素：政治上结合已久的意义，毋宁说这也是一种民族观的自觉选择。
在《中华民族问题》一文中，萧一山还论证了历史上的各族人民早已互相融合为一体、难以分别的历史特征，并且以“萧”
姓为例，对此做出极为生动的说明。
他说：“譬如姓氏是代表民族血统的，然而现在的姓氏，最不可靠，以我的姓——‘萧’来说，本是殷民大族之一，封为萧而后得氏，可算是老牌的汉族了。
五代时，契丹大将侵入开封，羡慕汉姓，让书记替他起一个名字叫萧翰，因此辽的后族，都姓萧，最有名的萧太后——和杨家将对垒的——也就是这一族人，有谁知道现在姓萧的，还是‘丰沛故家’，还是‘兰陵旧族’呢？还是‘契丹之后’呢？”
[55]应当说，以此例来说明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之间血缘的混杂难分，的确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
受萧文影响，一年以后的1940年，著名刊物《民族公论》上又刊载了一篇引人注目的长文《论中华民族》，作者为姚江滨。
该文不仅从萧一山前文中借用了约翰·密尔关于“民族”
的定义，且继续此文的思路和论说方法，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各族最终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的特点，进一步地加以了揭示。
文章指出，“中华民族的同化与演进，恰如水波，一起一伏，有一次的战争，就有一次的混合，就有一次的统合为前推后进，愈演愈广，愈演愈强，所混合的成分，也愈繁多；活动的范围，也就愈大，民族的努力，当然要渐渐的雄伟起来”
。
在作者看来，“‘中华’，既为国族的全称，那么我们就应该认清：建立‘中华民国’的人民，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统指中国史乘的各种人的全体而言，例如汉、满、蒙、回、藏、苗等”
——她并非只是一个汉族的天下，其文化也并非只是汉族的文化。
在语言文字、宗教信仰、血缘等方面，她都由“多元”
构成。
当时流行的所谓“汉奸”
说法，也是不妥当的，应该称之为“华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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