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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蒋之“宗族论”
大胆置早已流行开来的国内各民族为“民族”
的既成说法于不顾，在民族政治极为敏感的年代，也很容易造成简单粗暴地否认各族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已经取得的原有“民族”
地位与现实身份的不良印象，不免表现出一种缺乏政治智慧的生硬特征和霸道性格。
甚且其未能将有关立论建立在明确说明“民族”
概念内涵之严密学理基础的郑重努力之上，既因袭社会上流行已久的“民族”
含义，又得出有悖于社会新常识的断案，其自身还经历过一个从“承认”
到“否认”
的前后矛盾过程，这对于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说，实在有欠明智和审慎。
诚然，如果拿西方现代nation概念的政治内涵来衡量，一个现代国家内的各民族或族群，都不能具有独立建国的政治权利，从防止、制约或反对国内民族分裂的严峻形势来看，避免称少数民族为政治上各自完足独立的nation，其政治正当性之顾虑与考量亦属十分自然，但问题在于，在拥有共同宪法的现代国家——中华民国里，对于那些具有各自历史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的人民，除单独建国权不得享有之外，其他方面的权利、利益，特别是其文化诉求和政治尊严，亦绝非所谓“宗族”
的身份所能直接赋予或全部满足！
蒋介石所谓“宗族”
，名义上虽也包括汉族在内，但作为民族共同体多数的汉族人和各少数民族人民，其有关处境和顾虑又怎可没有差异？也正因此，周恩来代表中共要谴责蒋介石国民党搞“大汉族主义”
，批判“他简直将蒙、回、藏、苗等称为边民，而不承认其为民族”
[87]，强调必须承认“在中国人或中华民族的范围内，是存在着汉蒙回藏等民族的事实”
[88]等，也就显得义正词严，并因此能够得到国内少数民族人士的同情。
实际上，即便只是在纯粹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意义上来使用“民族”
，在中国实际的现实生活（而不是机械的概念逻辑）里，也并非是认同了整体的“中华民族”
，就一定得否认其所属国内各族的具体“民族”
身份不可。
就少数民族人士来说，他们对大小民族的双重认同现象不仅长期存在，而且也很自然。
何况当时的“中华民族”
概念所主要体现的乃是作为现代nation之国民部分的核心内涵，其中诉诸文化和族裔融合的那一部分内涵，不少还属于对于未来的期待呢（正如前述胡体乾所谓“中华民族在成为一个的进程中”
）！
留日和留法归国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卫惠林，就因此而不赞成蒋介石“宗族说”
所代表的“中华民族一元论”
，他认为与其满足于“空唱民族统一”
，鼓吹什么“民族一元论”
，还不如承认和面对边疆那些“有其独自的语言、文化与特殊政教制度”
的少数民族存在之客观现实，切实地搞好边疆民族建设，为国内民族的进一步融合创造条件。
因为“无论国内民族是否改成宗族，或从历史考证上是否可以证明此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源，皆不足以变动问题之真实性”
。
[89]此类公开批评宗族论的言论，在当时虽不多见，却很能反映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某种典型思路。
“宗族论”
阐发之后特别是战后制宪国大期间，少数民族精英自身的“民族”
意识不仅没有衰落反而与整体的“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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