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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和概念也已开始出现。
尽管“国族”
一词运用于当时的中国人整体指的自然就是“中华国族”
，但“中华国族”
作为一个正式的词汇和概念，其出现还是要较“国族”
略晚，并且实际的使用也要少得多。
笔者查阅《申报》数据库得知，1931年“九一八”
事变之前，该报似乎仅两次使用过“中华国族”
：一是1928年4月2日，江苏大学民众教育学校的开学典礼上，其中一副对联里曾有使用。
该对联为“造中华国族新生命，放世界人类大光明”
。
[92]二是1930年1月，国民政府蒙藏会议期间，《申报》的有关报道中曾有使用。
一篇题为《蒙藏会议提案标准》的“要闻”
报道写道：“本会议一切提案，均应尊奉总理遗教、及本党历次宣言决议案，以扶植蒙藏民族，使之能自决自治，与国内各民族实行团结，为整个的大中华国族为目的。”
[93]如果说，1928年那副对联中的“中华国族”
含义还难以确切把握，尚无法确认其如何看待构成“中华国族”
的国内各民族之身份，那么1930年的“中华国族”
用法，则显然以明确承认国内各民族的“民族”
身份为前提。
就目前笔者集中阅读有关资料的体验来看，“中华国族”
一词和概念的社会化使用，是在1931年之后特别是在国民党“五五宪草”
起草、临时公布和公开讨论的过程中逐渐增多的。
因此，要了解“中华国族”
概念的运用及其命运，增加对抗战前后“中华民族”
观念传播和影响的认识，我们不妨详细考察一下民国时期“中华国族”
和“中华民族”
概念入宪的那段特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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