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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又如更早的1932年，胡石青在民社党的《再生》杂志上曾撰文声称：“吾中华民族亦全世界国族之一。”
[125]同样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两词。
类似的例子前文实已多有呈现，不必赘言。
虽然，“中华国族”
的说法在字面上为各民族的“民族”
称谓留下了某种程度的空间，但由于当时很多使用者多将其与“中华民族”
的概念完全等同使用，也并非所有“中华国族”
论者都认可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
地位和身份。
前文提到毛起鵕等编的《我们的国族》一书的思想倾向，便是突出例子。
甚至在确认各少数民族“民族”
地位的《中华民国宪法》得以颁布之后，依然有人坚持这一观念。
如前文提到的李寰一方面喜欢使用“中华国族”
的整体概念，而另一方面仍愿意把各民族称之为“宗族”
，即为例证。
实际上，无论是“国族”
还是“中华国族”
，在抗战时期乃至1949年以前的中国，其传播虽有逐渐增多之势，但毕竟都还不能说已在社会上真正广泛地流行开来，“中华国族”
一词使用尤少。
特别是中共方面，几乎不用。
从纯语言使用效果上来看，“国族”
和“中华国族”
对于当时的中国普通民众来说，与“国家”
及其主体“国民”
之全体相比，似并无什么特别不同之处，因此很难显示出超越于纯政治范畴的“国家”
及其主体“国民”
之上更深一步的民众凝聚力之意义（尽管使用者往往也有超越“国民”
政治概念的文化意图）。
而“中华民族”
一词，一方面既可以在“中华国族”
概念意义上使用，另一方面因其涵括了“民族”
，同时又凸显了一种历史文化融合乃至涵容泛血缘混杂意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文化内涵，也即民族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
内涵，从而更易形成一种族类亲近感、历史纵深感和文化粘合力，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中华民族”
作为一个带有自我身份认同意义的总体符号，仍具有某种不可替代性、并为政治家、思想家和一般国人普遍乐于使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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