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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中国的民族分布，总括起来，可以分作两大组：第一组是汉族、满族和其他各族的一部分，大家都把汉族做中心融成了一片。
第二组是蒙、回、藏和南方各族，大家都保守着自己的生活、语言、风俗等等，和汉族很有不同。
这个原因大概是为了各族的进化先后不同；但和地理的情形，也有重大的关系。”
[166]书中强调“中华民族的主要部分是汉族”
，并大略勾勒了历史上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不断“混合”
的特点，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不绝的发展和不绝的融合”
，而每经过一次“民族大混合”
，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就“添进了不少新鲜的成分”
。
[167]
在《我们的民族》一书的最后一节里，作者还谈到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作为“弱小民族”
受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压迫的悲惨遭遇，以及“中华民族誓死抗战”
，最终提高国际地位、获得全民族解放的光辉历史。
该书的结束语这样写道：
从今以后，包含在中华民族中的各成分，就是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及南方各族，要更能融和，更能团结，化合为真正平等自由的中华民族。
[168]
显然，该书还保留了国民政府某种“汉化”
论的民族偏见和陈述中的内在矛盾，但同时它也清楚地表明，作为一个人类学和民族学意义上的概念之“中华民族”
，当时仍处于一种既完成而又未最终完成的复杂状态，寄托着某种立足现实的国家信念和民族理想。
实际上，就近代中国“中华民族”
观念的主流而言，这种“既完成而又未完成”
的矛盾意识，乃潜藏在许多思想者的内心深处，并贯穿于整个清末民国时期。
一方面，作为以汉族为主体，国内各民族组合而成的一体性复合式大民族共同体的“中华民族”
，其根本基础也即主要表现为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国族”
（nation）或“中华国族”
已然奠定，并正向着进一步的文化融合方向发展，这是确然无疑的现实；但那种在“中华国族”
的政治基础上，经过中国各民族文化真正涵化融汇、“化合”
而成的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化过程，最终形成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中华民族”
，当时却被许多人认为还是一种正在追求、根基已备但尚未能完全彻底实现的“理想”
目标，它不过呈现出一种“历史和现实的趋势”
而已，因此尚需要国家自觉的建设，以及各族人民共同的努力。
这种核心意识，在清末民国时代实具有某种历史的象征性，它不妨说集中体现了那种“一般思想史”
意义上的、实现传统民族和国家更生再造的近代中国之思想和精神遗产，当然是值得反思的遗产。
[1]比如，当时涉及“中华民族”
观念的著名广播讲演就有：罗家伦1933年初题为《中华民族生存之路》的讲演（《大公报》1933年2月29日）；林森1938年2月20日的讲演《中华民族的正气》（《路向》1938年第4期），等等。
[2]可见许可经作曲：《救亡歌曲集》，重庆，个人刊，1937年11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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