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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也有像顾颉刚等所秉持的那种中国始终为“一个民族”
的“种族汇合”
论，还有熊十力等人所主张的那种一般性的“同一祖先”
论（均为黄帝子孙，以北京人为远祖）。
同时，其关于各族血统联系的具体观点，也不尽相同。
至于“多元一体”
论，其在关乎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不断融合、一体化范围逐渐扩大并将继续融化下去这一主旨上并无分歧，但在对待现存中国各民族特别是各族文化的态度上，却还存在差异：有的主张现存各子民族（包括汉族）在互相融合的过程中，将会而且已经在迅速“化合”
为一，甚至已经基本上“化合”
为一了（同时也还存在着很少的差异），即前文所提及过的以强调“多元”
的不断消失为前提和特征；有的则希望在现时代仍然能够保持一种多民族并存、以平等的自然融合为趋向的“一体化”
民族共同体。
晚年的梁启超就基本上属于前者，而费孝通和抗战以后中共的“中华民族”
观则大体上属于后者，尽管他们当时还并未能对此做出清楚准确地阐释。
实际上，在清末和民国的那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华民族”
一体观念的“一元论”
和“多元论”
，往往复杂乃至矛盾地绞合在一起，其彼此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晰。
绝大多数文化人甚至对此种分辨都缺乏自觉，更甭提一般老百姓了。
也就是说，在民国时代，就一般的社会认知而言，是一元论、多元论两者及其介于它们之间的各种混合形态，共同支撑了一体化的“中华民族”
概念和观念符号，并由此推动了整体化的中华民族现代认同。
它们彼此之间，内在的分歧和矛盾固然存在，但由于其具有共同的情感主体、认知动机、特别是共同的认同目标，故当时能在实际上和睦相处、互相支持。
如它们对各族人民共同的“国民”
平等身份的执定，对各族相互融贯的共同历史文化因素的强调，对于其泛化的彼此血缘相混事实的揭示，对其遭受外敌入侵和需要合作发展的共同民族命运之分析等等，在社会上就显然联合发挥了引导“中华民族”
整体认同的积极功能。
关于这一点，有一个事实或许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那就是在当时，即便是对此中分际有着一定自觉的研究专家和著作者们，一般也往往并不急于或在意于要去分辨两者之间的是非曲直。
如前述《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的作者张大东在介绍了“多元”
和“一元”
两种不同观点后，就这样写道：“以上二说，孰是孰非？吾人不必遽下断语。
惟当知前一主张，对于中华民族之统一与团结上，颇有良好之影响。
后一主张，对于民族之奋斗发展，与同化结合之迹象，易作明显之说明……亦足以振奋民族精神也。”
[18]这表明，在民国时代，要想分辨清中华民族的整体结构究竟是“多元一体”
还是“一元多流”
，其学术条件和现实环境都还不够成熟。
不过，在逻辑上或事实上，“多元一体”
论却无疑已经显示出相对更强的历史解释力度和现实说服力。
民国时期，“一元多流”
说和“多元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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