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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矛盾及其共存本身，从一个侧面也证实了前述“中华民族”
概念和一体化的共同体认同观念的那种复杂性和独特性。
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它们所表达的认同对象都超越了或者说不限于那种单纯政治意义的“国家”
认同性质——不管是传统国家，抑或是近现代国家，也不管是就起源而论，还是就当时的现实而言。
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清末至民国时期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是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运动相联系的，尤其是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所引发的理想的现代“民族国家”
之追求，以及形式上的此种国家即“中华民国”
形成与发展的实际历史运动相伴随。
自由、平等、独立和解放等现代理念，既是启动现代民族意识的基本价值观念，也构成了“中华民族”
观念的现代价值起源（包括对内对外两方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
的一体认同观念本身，无疑带有着一种现代性。
由于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前提，是实现中国自身的独立与完整，它必然内在地需要一个既能整合国家、社会和文化，又能有效地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关于全疆域内人民的现代统一体概念，以便承担起独特的社会动员的时代使命，于是“中华民族”
概念及其相应的一体认同观念乃应运而生。
就其上述符号功能意义的要求而言，它实在是“中华民国”
“中国”
“中华各族”
“中华国民”
，乃至“中国人民”
等概念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
因此，这一概念的诞生和流播，的的确确属于时代需要的产物。
它并且因此成为生息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实现从其自身的传统形态向其共享的现代形态转化的鲜明标志。
但“中华民族”
这一符号所内聚的现代观念同时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特别是清代以来历史发展的结晶。
因为具有现代民族国家形式的“中华民国”
的建立，同样与这种历史发展尤其是清末宪政运动紧密相关。
如果没有历史上各族人生活在同一块地域范围的制约因素，没有政治经济上广泛深入的联系和血缘上长久而复杂的交流，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熏陶，这一概念和相应观念的形成与广泛认同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换言之，作为一种历史存在，那种具有独特联系的尚处于“自在”
阶段或古代状态的族群共同体之存在，及其向近现代演化的内在可能与趋势，对于“中华民族”
概念及其与之相应的一体认同观念的形成来说，也是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且不提清朝以前的漫长时期，即拿民国以前的清朝时期来说，作为整体认同对象的“中华”
和“中国”
两词或概念本身，就已经具有了带现代性因素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与国家政治体符号性质的客观内涵（见本书第一章），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自在”
的中国人和“自觉”
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关联，便不无某种豁然开朗的启发效果。
当然，此处所谓“自觉”
，还并不只是对以往那种各民族整体性联系之“自在”
状态的简单觉悟和感知，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环境和诸多现代性因素（特别是现代公民政治因素）作用背景下的能动反映，甚或其本身，就理当包括林毓生先生所谓的“创造性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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