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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摒弃那种将现代性和前现代性因素绝对对立和完全割裂的机械论观念。
就拿儒家的“天下观”
为例来说，它与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
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关系，也并不像有的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完全处于简单对立状态（它诚然与民族主权观念有直接冲突的一面）。
在历史上，儒家的“天下主义”
、大同观念不仅成为古代华夏民族能够不断汇聚各族、发展壮大的重要历史文化因素，即使到清末民国时期，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它依然发挥过协调和凝聚国内各族人民的不容忽视的文化功能。
同时，这种观念本身，事实上还成了现代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心胸博大的民族优越感、民族自信心和自尊自重的民族主义的情感源泉之一，也即它参与过现代中华民族情感统一体的形构过程。
[19]
时下，认为“民族”
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unities）和依赖于这一认知途径的所谓“建构”
说，正流行一时。
[20]从学术角度来讲，这些说法的确有助于人们较为充分地了解现代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能动性作用，有助于较多地洞悉其中话语与权力之间某些历史关系的生动复杂面相，从而扩大我们思考民族问题的空间，但在笔者看来，它实际上与近代以来那些过于强调“民族意识”
和自我认同精神的各式主观论“民族”
观点，也不乏一脉相承之处，甚至在夸大“主观性”
方面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从根本上说，这样的定义和理解无疑走向了偏颇。
比如，在那些民族“建构”
观者们看来，关乎现代民族赖以依托的历史上和现实中既存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可供建构主体进行选择的“资源”
而已，而这些“资源”
如何“呈现”
和发挥功能，完全取决于“建构”
主体如何进行“选择”
。
可是，正如著名哲学家陈先达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人的活动的选择性是以不可选择为前提的”
。
[21]“因此，选择，在任何时候都是对可以选择东西的选择。”
[22]
具体到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
一体认同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来说，不仅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实际融合关系的历史“联系性”
和演进趋势具有某种潜在的不可选择性，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基本走向，同样具有某种不可选择性。
这就是为什么“排满”
思潮虽一度时兴但却不得不最终消歇，国内民族分裂主义者始终不得人心，帝国主义的种种分裂挑唆和吞并阴谋终究大多难以如愿，各种对立的大政党无论政见如何分歧，最终却都不得不高揭“中华民族”
整体性旗帜的深层原因。
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
一体认同观念的萌生、发展与确立，固然与国人趋利避害的主动选择不无关系，然就其本质而言，它又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根本性制约的。
从主观方面看，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
一体认同意识或观念的萌生和发展，不妨说乃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压之下，在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和直接影响之下，在“现代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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