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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运动之中，对于其当下和未来的共同命运、前途、利益的感知和体验过程；更是其对彼此之间长期形成的历史联系和一体性演化趋势不断自觉和深化认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经由“先知先觉”
的认知、揭示、启发、倡导、鼓吹，到全民广泛认同的发展历程。
而从客观方面或者主客观互动合一角度来看，它则是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各族人民致力于全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相互作用的产物，是西方和日本的近现代“民族”
思想与中国传统的以文化认同为主要取向的“族类”
观互相作用，尤其是其与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现实相互作用的产物。
同时，它也是中国各民族长期以来不断融合的历史之延续和发展，是民国建立以后这种融合又加速进行和进一步深化的事实在思想观念上的即时反映。
这样一种“精英和大众、历史和现实、传统与现代深刻互动”
之果的“一般思想”
观念[23]及其认同历史，这样一个客观与主观长期复杂互动的社会过程本身，如果必须对其整体性质进行概括，而且非要在“演化论”
同“建构论”
二者之间择一不可的话，那么笔者宁愿选择前者，尽管后一种表述目前更加时髦。
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无疑包含着无量的主观努力和“建设”
尝试，不可避免地激发出种种想象甚至于出现“神话”
或“迷思”
，但这只能说明它不是一个纯“自然化”
的社会性历史过程而已。
同历史“演化论”
相比，“建构”
一词实在是太过于张扬了人的主观性，乃至容易被人凸显某种随意性，而实不免轻忽了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因素的能动力量，以及这种力量与人的选择之间“互动”
的客观性方面。
因此，用“建构”
一词来参与分析这一过程的人为努力部分，应当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重视“过程”
的意义本身，也是“建构论”
者的重要特征），但只用它来单面性地概括这一长期的历史过程之总体性质，却并不妥当。
应该坦承，对于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华民族”
及其认同观念来说，就笔者的本意而言，其实更愿意在“演化论”
与“建构论”
之间，走一条折中的道路，即，将其视为历史的延续演化和主观能动建构彼此互动的产物。
因为毕竟，像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这样的历史事实，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单一用一般的历史“演化论”
来加以有效解释的。
也就是说，在历史解释之中，强调主观能动选择的“建构论”
因素，也的确存在其合理性的一面，不能全然加以漠视。
实际上，寻求两者之间的某种调和，或许乃是更为稳妥的结论。
这是笔者较之15年前，愿意在认识上所做出的一点调整。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本书才取名为“重塑中华”
，认定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传播与认同，乃是一个延续与创造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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