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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
傅斯年和张君劢等人就都曾具有以“反抗”
求“建设”
的自觉意识。
如日本占领东北后，傅氏就曾激动地声言：“大规模的抵抗便是中国受严格的国民训练之开始。
中国之彻底腐败，非借机锻炼一下子不可的。
譬如打铁，钢是打出来的。
以局势论，这是中国人挺起身子来做人的机会，以力效论这是我们这老大国民再造的机会。
打个落花流水，中国人才有翻身之一日。”
[19]可见对于傅斯年等人来说，“反抗”
只不过是“建设”
的一个手段而已。
在民族主义“建设”
的面向里，尤其是在强烈不满政治文化现状的“未来取向”
的思路中，还会自然出现程度不同的所谓“反传统”
倾向问题。
明确提出“反传统”
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特殊形态”
并由此引人深思两者之间“历史”
关系的，仍然是罗志田教授（见前引文）。
不过对此一断言，笔者虽大体接受，却以为尚需要做点分辨。
在近代受外来列强欺压而又专制严重，缺乏近代民族传统的弱小民族里，民族主义者通常都不会绝对不反“传统”
，他们也会干着“以传统反传统”
，或确切地说“以此传统反彼传统”
，以历史反现实，以“复兴”
相号召的事情。
但真正思想上自觉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文化民族主义”
者却一般不笼统地、全方位地、整体性地“激烈反传统”
，而是在批评某些传统的同时，又特别自觉、有选择地积极强调、阐发和弘扬主流传统或至少是部分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
只有少数强烈认同现代民族国家价值的“政治民族主义”
者，在民族危机相对弱化的特定时期，才会有全盘激烈反传统的异常之举，故罗志田称之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特殊形态”
，笔者也表示认可。
但是，这与有些学者将“激烈反传统”
径直归为“文化民族主义”
者的认识[20]，实在仍存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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