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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符号标志，在通常所谓的“大民族”
与“小民族”
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统一的双重认同并存的局面，这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大现象和特色。
这种双重认同曾不免造成一定程度的政治困扰，不过在抗日战争的血火洗礼中，其整体认同最终还是得以形成并不断趋于巩固。
值得指出的是，在国共两党之间，对于“中华民族”
的理解也曾有所差别。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中的蒋介石一系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曾一度机械地按照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将整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全体称之为“中华民族”
的同时，把国内包括汉族在内，自清末以来特别是民国之初即已普遍取得现代“民族”
称谓和身份的各少数民族[22]转称为“宗族”
，结果遭到许多抵制；相比之下，中共在基于长期历史文化和血缘交流关系的政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
概念，似更显政治智慧[23]；而潘光旦等一些社会学家在介于“种族”
和“国家”
之间互动内涵的“民族”
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
概念，则表现出中国特色的学理创造性[24]。
当然，也还存在着其他的一些理解。
不过，不管当时作为认同主体的中国人所秉持的“民族”
概念有何差别，也不论学者们对此认同过程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华民族”
的共同符号的确最终成了现代中国各民族普遍认同的身份象征，完全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也终于诞生。
这无疑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一个最为重要的政治成果。
在“中华民族”
的现代认同问题上，笔者不太赞同那些过于夸大认同者的主观人为性“建构”
努力，而较为轻视历史文化重要影响和制约因素的认识倾向。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
，许多也曾具有双重“民族”
认同的历史，一方面他们要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权，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和文化，另一方面又无不想或实际上入主内地和中原，接受或至少是部分接受汉族的制度和文化，从而表现出对包含庞大汉族在内的“大中国”
的认同。
这一点，在满族建立的清代的历史中体现得最为充分。
雍正皇帝亲撰并发布的《大义觉迷录》可谓这种双重认同的绝佳文本。
清末当西方现代“民族”
观念传入中国之初，不仅在梁启超、杨度等汉族知识分子那里激起一种各民族基础上建成“大民族”
共同体的构想，在一些少数民族的留日学生那里，也同时出现过类似的观念，这种现象便实在绝非偶然[25]，它对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历史基础的意义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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