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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24]潘光旦认为：“同是一种结合，国家是有政治、经济、法律等意味的，种族是生物学与人类学的，民族却介乎二者之间。
一个结合，在种族的成分上，既有相当混同划一的性质，而在语言、信仰以及政、法、经济等文化生活方面，又有过相当持久的合作的历史——这样一个结合，就是一个民族。”
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潘光旦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25]关于“中华民族”
观念及其传播和认同的研究，可见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
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2年第1期创刊号）。
[26]关于“新文化史”
的总体特点，笔者相对全面一点的认识，可见拙编：《新史学》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序言”
，中华书局2009年版。
但这里强调的综合性“主体实践”
，或亦可补充前者。
[27]有的学者后现代关怀更为鲜明和强烈，喜欢以“话语实践”
理论来处理民族主义及其分支论题（如“国民性”
），强调主体之间“权力”
博弈的文化“建构”
功能，有的则力图淡化“话语”
分析的偏颇性，努力吸收其分析法的长处。
有的在以安德生（BeAnderson）民族为“想象的共同体”
的理论解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
的同时，还致力于建构自己的理论。
如杜赞奇（PrasenjitDuara）构建史学研究的“复线历史”
（bifurcatedhistory）观，刘禾（LydiaH.Liu）构建“跨语际实践”
（translingualpractice）理论等。
[28]费约翰著，李恭忠、李里峰等译：《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29]葛凯著，黄振萍译：《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在该书导论中，作者明确表示：“本书论证，消费主义在民族主义明晰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基本角色，同时，民族主义对于界定消费主义也是如此。
对所有商品进行‘本国’和‘外国’的区分，有效地产生了‘叛国的产品’和‘爱国的产品’这两个概念，这就使得民族主义塑造出了萌芽中的消费文化的基本形态。
这种民族主义化了的消费文化就变成了一个表达场所，在这个场所里，‘民族’这个概念和中国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是相关联的，他们都在被制度化，以及在被实践着。
经由民族观念来解释商品消费，不但有助于形成‘近代中国’的真正概念，而且也成为中国的老百姓开始认为自己是近代国家的公民这个概念化过程的主要途径。”
该段文字不仅清楚说明了本书主题，也典型地反映了新文化史的方法和研究旨趣，故特引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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