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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RebeccaE.Karl，StagingtheWorld：ationalismattheTurhtury，DukeUyPress，2002.
[31]吉澤誠一郎：『愛國主義の創成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国をみる』，岩波書店2003年版。
[32]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113页。
此前，俞旦初在《二十世纪初年外国爱国人物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后收入《爱国主义与近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文中，也多曾涉及于此。
[33]比如，我们知道李大钊、吴文藻等人都在历史文化族群的意义上理解“民族”
，1914年光昇在《论中国之国民性》（《中华杂志》1914年创刊号）一文中，也介绍了柏哲士的同样观点。
最近笔者在阅读五四时期的有关资料时发现，美国思想家杜威在1920年初的中国也传播过相同思想。
他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国家”
（state）与“国”
（try）和“民族”
（nation）的不同时说：“‘国’只要土地人民就够了，‘国家’的重要成分却不仅在土地人民，而且在行使职权和能力的机关。
这权力对外可以抵抗防御，对内可以执行法律。
这便是国家的特性。
‘国家’又与‘民族’（nation）不同。
有相同的语言、文字、文学，及大同小异的风俗、习惯、思想，就可以算一个民族了。
但民族不是国家。
试看欧洲波兰等民族，久在那里想变成一个国家。
这可见民族可以变成一个国家，却未必就是国家。
有对内对外的威权，才是国家的特性”
（杜威讲演，伏庐笔记：《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晨报》1920年1月21日）。
[34]如被公认为西方民族主义研究两大开山之师之一的海斯的有关著作内容在华传播的情况，就缺乏关注。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海斯（Hayes）的名著TheHistoricalEvolutioionalism就被译作《族国主义论丛》在华出版，译者为著名人物蒋廷黻，他与近代自由民族主义的关系极为特殊。
蔡乐苏、金富军的《蒋廷黻外交思想探悉》（《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一文，对蒋氏翻译此书情形有所介绍。
[35]耿云志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一文中的意见与笔者类似，他曾强调：“民族主义会牵及民族感情，甚至可以承认，民族主义有其心理和感情的基础，但绝不可以因此将民族主义归结于感情，或停留在感情的层面上。”
见李文海、耿云志等：《“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
笔谈》，《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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