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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地主包括祖宗地主、神道地主和政治地主，个人地主则包括大地主、中地主和小地主。
他分析贫农时，把贫农划分为四个阶层：第一是半自耕农，第二是佃农中之较好的，第三是佃农中之更穷的，第四是佃农中之最穷的。
[5]他这样分析解放前农村中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近代中国以至于更早时期中国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构成，也可以说是提供了“钥匙”
。
中国有2000年左右的封建社会史，对封建贵族大地主的解剖，文学上早已有《红楼梦》问世，而史学上则很少有这方面的论著。
近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一书，此书的几位作者利用曲阜孔府的四千余件明清档案材料，并结合社会调查（包括对孔府的考察），剖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典型贵族地主家族的各个方面，从而向人们展现出封建制度下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精神控制等一幅幅生动的图画。
从现今的人们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来说，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一把“钥匙”
。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描述的人类童年时期的历史，以及人类由野蛮步入文明的门槛那个过程的种种情景，如婚姻形式的发展变化等，在中国历史上是否也存在过呢！
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但是，我们的先民对人类童年时期婚姻形式发展的历史并不清楚，只留下了一些“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之类的记载，以及由此而演绎出来的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能够获得比文献记载更生动、更丰富、更确切的认识，则来源于社会调查，尤其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
例如，《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一书[6]的作者运用大量的调查材料，勾画了纳西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残存的母系家庭的画面，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中华民族各个民族都曾经历过的历史过程。
像这样的社会调查，不仅能够丰富人们对客观历史的认识，而且也能够加深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理解，在史学上和理论上都是很有价值的。
其次，社会调查还可以纠正以往的历史记载和历史研究中的谬误。
历史研究的重要材料是历史文献，而历史文献并非都完全可靠，或出于误记，或来自传闻，或是在辗转抄写时发生乖舛，都可能造成文献记载上的谬误。
依据这样的历史文献撰成的史书，自然也就把谬误带了进来。
所以宋人吴缜著《新唐书纠谬》，李心传著《旧闻证误》。
不过，他们都是根据对文献的考证来做这种纠正谬误的工作的，这当然是必要的。
然而，有些谬误则只能通过社会调查或实地考察才能得到纠正。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跋涉于洮、湟、西倾间者一年，亲接蒙、藏、回、土诸兄弟民族，视野为之大扩；以彼地风尚证之中原古史，雅有同揆”
；后来，他又到了云南，“神游于彝、傣、苗、瑶诸族之境”
。
在这个过程中，他进行了认真的社会调查。
他的《史林杂识》（初编）一书，就是“半系读书与教学时之所感触，半则旅行少数民族地区之所见闻，藉斯启发，往往可以批判战国游士之臆说与汉、魏经师之误解”
[7]。
顾先生学识广博而精深，他把文献资料和社会调查结合起来进行考史，从而纠正了一些传统说法的谬误，这就有力地证明了社会调查在历史研究工作中是不可缺少的。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实地考察中，证明1082年北宋和西夏的永乐城大战的遗址，不在陕西省米脂县西南的永乐村，而是在米脂县的马湖峪；证明前人和今人一再“论证”
其存在和作用的所谓“巢肥运河”
（即沟通安徽肥水和施水的运河）原来是子虚乌有的事；证明在战国、秦汉时期名噪一时的萧关故地，不在平凉市西的三关口，而很可能在泾河支流瓦亭川和清水河的上源分水处；等等。
所以史先生感慨地说：“俗语不实，流为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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