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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亲历其境，就难免讹误相承，无中生有，不易是正了”
[8]。
侯仁之先生对陕北榆林地区的考察，证明一向被中外地理学者所引用的所谓“榆林三迁”
（意即榆林自建城以来，为了逃避风沙的威胁，已经三次向南迁移城址）的说法，原来只是“谣传”
，是“神话”
[9]，也属于这类情形。
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看，历史工作者通过社会调查或实地考察，纠正以往历史记载和历史研究中的谬误，这是一种尊重事实的精神，是实事求是的学风，是应当大力提倡和发扬的。
再次，社会调查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往往是历史工作者获得对历史的新认识的途径。
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每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几乎都使历史研究者获得对历史的新的认识，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即使是一般的社会调查或实地考察，也会使一些历史学家神思驰骋、茅塞顿开，以至于产生新的创见。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史学家都曾对社会做过调查和考察，司马迁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他从二十岁起，漫游江、淮、沅、湘、汶、泗，涉足齐、鲁、梁，楚、巴、蜀。
他的《史记》写得有血有肉，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0]，这同他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掌握了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关系。
隋炀帝时，吏部尚书裴矩曾负责张掖地区隋与西域诸国“交市”
即贸易事宜，因而接触了许多西域商人。
裴矩“乃访诸商胡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篇，合四十四国”
[11]。
他在这书的序言中说：西域地区的历史变化很大，“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因袭昔名”
，因此，他“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
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
[12]。
可见裴矩是很善于做社会调查的，他在此基础上写成的《西域图记》一书，是当时人们认识西域各国历史、地理、民俗的最新成果。
唐末人樊绰所著《蛮书》十卷，是关于云南历史、地理的著作。
这书，也是作者经过实地考察，“作了一番有关南诏的调查研究工作”
，并结合对以往的文献资料的研究才得以写成的。
[13]当代史家提出的一些创见，也有不少是跟社会调查或实地考察分不开的。
读过翦伯赞先生的《内蒙访古》的人，几乎没有不被他对祖国历史的那种深沉的感情以及他那种散文诗般的娓娓而谈所吸引的。
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节中意味深长地写道：
这次访问对于我来说，是上了一课很好的蒙古史，也可以说揭穿了一个历史的秘密，即为什么大多数的游牧民族都是由东而西走上历史舞台。
现在问题很明白了，那就是因为内蒙东部有一个呼伦贝尔草原。
假如整个内蒙是游牧民族的历史舞台，那么这个草原就是这个历史舞台的后台。
很多的游牧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打扮好了，或者说在这个草原里装备好了，然后才走出马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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