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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顾炎武《日知录》里有《文章烦简》《〈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等条，章学诚《文史通义》里的《文德》《文理》等篇，也都讲的是史书的文字表述问题。
郑天挺早年撰写的《中国的传记文》[8]和白寿彝先生近年撰写的《谈历史文学》，[9]则比较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史学在文字表述上的民族形式的成就和中国史学家在这方面所积累的宝贵经验。
最近，黎澍同志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民族形式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语言。”
又说：毛泽东的语言，“生动、合乎逻辑，有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熟悉和喜爱的古典语言的民族特点，对近四十年来的文风有极大的影响”
[10]。
这些话讲得很深刻。
我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也都是我国史学界中运用民族语言的大师。
总之，中国史学家在文字的表述形式上，或者说在历史文学上，成就是卓越的，经验是丰富的。
我们应当认真地研究这些成就和经验，继承和发扬这方面的传统，促进我国的历史科学在新的水平上、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取得民族的形式。
[1]原载《光明日报》，1984年2月8日。
[2]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3]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页。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5]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2页。
[6]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
[7]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六《言语》，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8]参见郑天挺：《探微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68～276页。
[9]参见白寿彝：《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5～140页。
[10]黎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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