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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事实证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共性总是寓于某个具体民族或国家的特性之中，因此，越是充分地揭示出这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的特性，就越是能够丰富和充实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之共性的认识。
中国历史也有自己的特点，如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古代文化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影响着世界文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近代中国成为列强侵略的对象以及中国人民具有反抗内外压迫的长期而英勇的斗争传统等；科学地、详尽地揭示这些特点的各个方面，不仅可以充分显示中国历史的民族特性，而且还可以极大地丰富世界历史的内容，开阔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视野，深化人们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
总之，反映民族的特点，应当成为史学科学的内容之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说民族的形式。
科学的内容应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这主要涉及史学工作者的史才。
当然，史才也不能完全脱离史德、史识和史学而独立存在。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6]从历史科学来说，所谓民族的形式，依我的肤浅的理解，应包含史学工作者的思想形式、史书的编撰形式和文字的表述形式这几个方面。
是否可以这样说：中国史学家的思想形式的民族特色，在古代，主要表现在关于天人关系、古今关系、治乱关系、礼治与法治关系、“势”
与“理”
关系、华夷关系、伦理关系等方面极为丰富；在近代，则代之以国家强弱盛衰与民族存亡的关系、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等。
这样一些思想形式，在中国传统史学上曾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都存在着极大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思想形式在今天还是有影响的，而其中的某些部分并不是完全不能批判地继承的。
因此，科学地阐释这些思想形式，对它们做一番扬弃的工作，乃是历史科学的任务之一。
中国史书种类繁多，体裁丰富。
种类主要是按内容来区别，体裁则是指它们的编撰形式。
中国古代史学创造出来的丰富的体裁，能不能经过批判、改造之后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所用？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史学界已有一些同志在思考，在探索，但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和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民族形式的结合。
当然，这绝不是说，今天的史学工作者都一定要按照传统的史书体裁去编撰史书。
我认为，如果恰当地看待这个问题，就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考察，即中国史书的各种传统体裁中是否存在着某些长处，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举例来说，如历来被称为纪传体的综合体，在经过适当的改造并吸收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的一些优点之后，是否在用来表述历史的全貌上会显示出更多的长处？又如对《明儒学案》《宋元学案》那样的学案体，在经过必需的改造之后，是否可以成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一种比较好的学术史或学术史资料的编撰形式？像这样一些问题，是很值得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探索的。
从比较完全的意义上说，中国史学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史学家们关于史书体裁的讨论，则自魏晋迄明清进行了1500年左右，新的史书体裁也不断被创造出来，这说明我国史学上有重视史书表现形式的优良传统。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要进一步取得民族的形式，就有必要对中国史书的传统体裁做有选择的批判继承，使之跟今天通行的历史编纂形式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形式。
历史科学的民族形式，还包含着对文字上的表述形式的要求。
有的学者把历史著作中史学家对历史的文字表述称为历史文学，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史学家在历史文学方面的成就是令人惊叹的！
如《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在写战争，写人物、写场面（不是文学场面而是历史场面）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这些书，分别经历了20多个世纪和9个世纪而始终受到人们的喜爱，它们在历史文学上的成就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刘知幾主张写历史应采用“方言世语”
，“从实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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