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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教育哲学的历史与现状
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学是舶来品，而教育哲学同样也不是本土产生的。
纵观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大体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民国时期教育哲学的发展；二是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教育哲学的发展。
王国维是中国较早阐述哲学的作用以及哲学与教育的关系的学者，曾提出“哲学是与教育学有相互关系之学”
，“哲学是教育学之母”
[33]。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杜威来华讲学，在中国逗留了两年多的时间，为我国教育哲学的产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教育哲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学科进入大学教育体制中却于1918年即已开始，这一年，南京高师最早开设了教育哲学课程。
在新文化运动的社会背景下，杜威的教育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国内的教育家受杜威的思想的刺激，开始研究教育哲学。
因此，在这一阶段出现了许多关于杜威教育哲学思想的论文，同时，杜威在华的演讲也被译成不同版本得以广泛传播。
引进和研究的教育哲学也大都不会超出杜威一派的教育哲学范围。
教育学家语录
“教育哲学”
并非把现成的观念从外面应用于起源与目的根本不同的实践体系：教育哲学不过是就当代社会生活的种种困难，明确地表述培养正确的理智的习惯和道德的习惯的问题。
所以，我们能给哲学下的最深刻的定义就是，哲学就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
——[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47.
紧接着教育哲学发展的中心任务便切换为教育哲学教材的编纂，欧洲大陆的教育哲学也得以传入。
中国开始出现专门研究教育哲学的学者，他们开始翻译、编写教育哲学著作和教材。
从1927年持续到1937年，教育哲学的本土化成为教育哲学发展的聚焦点。
学者们主张立即建立一个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的教育哲学理论体系，以作为教育政策或教育事业遵循的基石，提出“中国教育哲学务以能挽救民族危难为最高任务”
[34]。
民国时期的大陆教育哲学从1949年以后在台湾地区得以传承。
这一时期，台湾地区的教育哲学研究比较多元化，不仅受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也开始形成欧洲大陆与英美并重的发展态势，例如，德国教育哲学开始进入到台湾学者的研究视域。
[35]台湾的学者开始走出本岛，向欧美实现学历学位的需求。
[36]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台湾地区在教育哲学学术和教学方面均有不小的成就。
一方面，教育哲学成为大学、教师培训的重要科目，为教育教学服务的教育哲学教材密集问世。
为了配合台湾九年师资国教的培育，教师需要修习《教育哲学》这门课程，贴近广大教育工作者进修需要的教育哲学就相应活跃起来，亲民的教育哲学教材也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引进了英、美分析教育哲学和反思研究方法论的欧洲大陆教育哲学。
很多当时的台湾教育哲学学者都接受过分析哲学的专业训练；由于各种统计软件包的引进，教育研究一边倒地使用美国流行的实证研究范式[37]，教育哲学开始对研究方法论进行反思，欧洲大陆的诠释学、现象学、批判理论等被引进来，检讨科学主义和量化研究，教育研究于是也开始注重采用质性的、实践的研究模式。
到了20世纪90年代，台湾地区教育哲学的国际视野大大拓展，实现了与国际的同步。
有关新实用主义、诠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教育哲学等都成为台湾地区教育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
还通过科研立项“人文社会科学史料典籍研读会：教育哲学学门”
的方式出版了系列研究成果[38]，不仅展示了台湾地区教育哲学研究团队的合作研究能力，而且也为教育哲学的研究与教学积累了重要的基础文献。
此外，台湾地区教育哲学也在努力走向本土化教育哲学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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