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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学者以范寿康、陆人骥、吴俊升为代表。
范寿康在《教育哲学大纲》（1923）中指出：“凡是科学都有共通的假定及固有的假定，而所谓哲学实乃研究这种假定的科学，所以我们也叫它科学的科学。
科学的教育学既是一种科学，当然也有根本的假定，而这种假定的研究，就非依赖这种哲学不可。
为检察教育科学的根本原理及根本观念起见，哲学的观察实在是很紧要……教育哲学是应用哲学的一种，与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及法律哲学一样，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51]因此，研究教育学的假定的科学，称作教育哲学。
陆人骥在其所著的《教育哲学》（1931）中指出：“教育哲学是从整个人生经验上，调和教育价值，并批评教育理论与实施，以求得统一的态度及最普遍教育原理的学科。”
[52]吴俊升的《教育哲学大纲》（1934）指出：“教育学乃是根据基本原则而制定的关于实施的原理。
教育哲学乃是教育学所根据的基本原则的探讨与批判。
教育学所研究的仅限于教育历程的本身，教育哲学则研究到影响教育历程的社会历程和人生历程。
我们可以说，教育哲学乃是更深刻、更普泛的教育学”
，“教育哲学乃是应用哲学的一种；把哲学的基本原则应用到教育的理论和实施方面，便是教育哲学”
[53]。
当代学者以傅统先、黄济为代表。
傅统先的《教育哲学》（1986）指出：“教育哲学是一门用哲学来探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诸方面问题的学科。
它是根据一定的哲学观点，并用历史的、逻辑的和比较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它与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其他的一切科学有相互交错的联系，它是一门与多种学科相关的边缘学科。”
[54]黄济先生在《教育哲学初稿》（1982）和《教育哲学通论》（1998）中对教育哲学的定义做出了如下表述：（1）“对教育哲学的定义虽然如此分歧，但是其中却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大家都公认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研究教育中的根本理论问题。”
[55]（2）“教育哲学应当是教育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应当给教育科学研究以理论上的指导，而教育科学的发展又给教育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56]此外，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1998增订合编本）指出：“教育哲学（EduPhilosophy；PhilosophyofEdu）是教育科学分支学科，是教育科学中一门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基础学科。
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中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哲学探讨，以为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指导。
具有概括性、规范性和批判性等特点。”
[57]
其二，教育哲学是教人们哲学地思考教育和教学问题的学问，教育哲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教育学。
它不能以《哲学概论》一类书籍为蓝本，不能成为哲学史的附庸[58]。
这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陈元晖先生的一贯主张。
陈元晖先生说：“要有一本真正的‘教育哲学’，教育与哲学的结合，要使它成为混凝土，不是一堆沙石……教育哲学是教学生哲学地思考问题，所以不能不谈人应该怎样思考。”
[59]他还说：“教育哲学如果是教人们哲学地思考教育和教学问题，就有它自己专门的对象。”
[60]我国学者陈桂生先生认为：“从根本上讲，它应是对教育问题进行独特的哲学思考的产物。
这种思考是从独特的视角考察教育问题，并对教育实践或教育理论陈述提供指导，同时它又是借关于教育的特殊研究对某种哲学思想加以检验。”
[61]此外，《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2013）也认为，教育哲学是“运用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问题，或者从教育基本问题总结出哲学问题的一门学科。
教育学与哲学的交叉学科，教育学的基础学科”
[62]。
2.台湾学者：从研究定位来界定教育哲学
台湾地区的教育哲学发展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大陆的教育哲学发展一脉相承。
姜琦、吴俊升、范锜等均是从大陆过去的台湾教育哲学学者。
他们对于什么是教育哲学各有自己的观点。
姜琦的教育哲学以三民主义为根据和出发点，吴俊升号称是“中国杜威”
的教育哲学研究者，他从哲学的对象、哲学的基本命题出发研究教育问题，深受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
范锜认为教育哲学的对象是教育及教育之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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