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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承接孔子认为道德的最高标准就是能够做到中庸，即待人接物、为人处世有分寸，能做到不偏不倚、无过而无不及，教育和学习是达到这一道德水准的手段。
做到中庸或中和的一个重要的心理条件是“诚心”
，即“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
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14]。
以诚心明白事理就是天性，从内在天性出发才能认识外部世界（后来为心学所强调）；由明白事理而能诚心，通过外部世界的求索以及接受教育才能做到诚心（后来为理学所强调）。
《中庸》还提出了著名的学、问、思、辨、行的“为学次序”
。
“循性”
之“性”
为天所命定，后来的理学就将这种“性”
发展为“天命之性”
即“天理”
（相对的是人的浑浊的“气质之性”
），儒学就因由崇信天理而普及成为儒教。
《中庸》作为教育哲学重要的一方面在于其着力点在“教育形式”
。
按照形式和内容的二分法，教育内容好比语文、数学等各学科知识，而教育形式是教育理论和实践关照的对象（当然，教育内容也有其“形式”
问题，比如教育内容的选择、编排、呈现等）。
教育形式主要指教育的本质、方法、手段、过程设计、实践艺术——教育哲学作为教育理论学科，它的使命中的重点不是直接进行哲学教育（否则就成了哲学通识），而在于对这种“教育形式”
的哲学探讨。
《中庸》即以“道不远人”
、心诚则灵这样的思想，将教育理解为“儒学内容”
的“自我修为”
，将“学习”
提到“教育本体”
的层面上。
尽管儒学如《论语》《孟子》都有相关的教学原则、教学方法的论述，显然都是一般教育理论层面的。
所以，《中庸》相对于哲学和教育的一般理论而言，更是教育哲学。
也难怪佛学会吸纳它而“为我所用”
。
对于教育的理解还有文化上的不同。
在中国古代社会，教育主要是道德教育，总体上是行重于知、学重于教的。
[15]而且，中国古代使用“教”
字本来就和今天不同，相对于使别人学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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