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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知识权威确立“什么是经典”
。
普及“经典”
就意味着必须在低级文化和高级文化中做出区分和选择。
莎士比亚戏剧过去是民间文化，人人皆可享有，而今天成为高雅文化，成了只有少数人才能享用的精英文化。
理解莎士比亚需要接受教育，而教育并不均衡，教育仍然是维护阶层划分的有力武器。
相反，一些出版公司则为知识民主化做出了有效的努力，比如企鹅公司的企鹅书系，就致力于经典著作的普及化，廉价的平装书使“借书人”
成为“买书人”
。
当经典普及之后，知识权威也就不成为知识权威了。
正如印刷术造成的《圣经》的普及，每个人都可以解读《圣经》，就意味着上帝的死亡，人们不再崇信神父。
现在的尴尬局面却是，通过教育“大众心目中的经典”
已然形成或被塑造，但在一个经典可以廉价获取的时代经典却少人问津。
当下的口号是“大众的才是经典的”
，但传统经典不是经典，那么已然“大众了”
，经典阅读和经典教育又有何强化的必要呢？
其二，知识权威制造“经典的权威解读”
。
尽管经典普及打破了知识精英垄断知识的格局，但知识普及者由于散播知识权力而将成为新的知识权力拥有者。
所有人平等地占有经典是一种不可能，但知识占有并不是最终目的，自由批判和自由发展是最终目的，却总有人妨碍这种目的。
另一方面，教育也没有真正培养出“理解力”
，知识普及了，公民却不思考了……
其三，知识霸权批判产生“知识霸权批判的经典”
。
在西方，文化研究是一种知识大众化、平民化的策略，要克服知识方面的精英与大众的对立。
但是文化研究自身却产生了霍尔、福柯等一批新经典、新知识权力（研究知识权力的知识权力）。
在中国，经典阅读的提倡常常来自于道德恐慌。
大众文化、青年亚文化普遍流行，人们为个体化社会彼此倾轧，如何寻求人生的意义和信仰？除却宗教，只有求助于经典（经常是儒家经典）。
于是民间的和现代学校的读经运动如火如荼。
但是正如李泽厚所反思的，要警惕国学最优、传统万岁，警惕新老左派、后现代和前现代的合流（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就是纳粹）。
国学经典并不决定历史方向（国学概念自身就不清楚），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经典中诞生的理性、人权、民主、自由、平等、法制等也不是完全无用的宏大叙事，中国的发展要“西体中用”
。
[67]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永恒主义思潮还是有启发的，中国人也应继承人类的文明成果到自身的文化积淀中去，才能有一个理想的未来。
而经典阅读除却广博，重点在培养“理解力”
和“批判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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