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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当代民俗学田野作业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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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的兴起与印欧文化圈有关。
自19世纪以来，印欧文化圈中的欧洲人类学、民俗学和语言学者等，离开自己的国家，远赴印度，搜集整理印度的神话、传说、故事、史诗和民俗信仰资料，然后与欧洲本国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开展比较研究。
欧洲民俗学者通过这条“学术路线”
，取得了不少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收获。
现在到了21世纪，再看印欧文化圈，还会发现，在这条南下东进的路线上，仍有欧洲民俗学者的身影。
芬兰民俗学巨匠劳里·航克就是这条路线上的跋涉者。
应该说，他们的前辈有殖民背景，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中间有很好的学者和产出优异的学术成果；就好像中国的四大发明有封建社会的背景，但并不妨碍四大发明在中国科技思想史上的灿烂程度和世界贡献。
21世纪的世界到处都在呼吁文化多样性，在一些民俗学者看来，这几乎等于全世界到处在给民俗学叫好。
有了这种势头，欧洲民俗学者还要到印度去干什么呢？就算印度是欧洲民俗学“国际化”
的传统田野作业基地，那么来到了当下的全球化时代，他们要怎样国际化呢？要面向哪些社会阶层和文化分层的人群呢？要在什么样的民俗学问题上寻找民俗文化事象的共有类型和差异呢？这些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民俗学的“本土化”
与“国际化”
曾经是一对矛盾的概念；其背后的印欧文化圈也在涉及殖民理论时被视为贬义词，但是，经当代欧洲民俗学者纯粹的学术努力，这一切似乎有了新变化和新解释。
除了劳里·航克，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民俗学系教授瓦尔克和他的研究生的印度行，在解读这方面的问题上，也是一个不错的例子。
本文从中国和爱沙尼亚两国民俗学不同的视点，对芬兰和爱沙尼亚民俗学者在印度从事现代田野作业的观点和国际化做法进行讨论，并就其学术价值和学科建设意义进行跨文化对话。
本节简要解释当代欧洲民俗学者赴印度田野作业的语境与两个经验：一是发展比较民俗学研究；二是发展年青一代民俗学者国际化培训制度。
一、重返印度与田野作业国际化
芬兰学派至今是国际民俗学界的旗帜。
自20世纪80年代起，劳里·航克多次到印度搜集史诗，1989在印度南部建立了田野作业基地，1998年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印度西里史诗的文本化研究》（TextualizingtheSiriEpic）。
他通过印度的田野研究，提出比较史诗学理论，还提出了著名的“信仰、经验和叙事”
理论。
于鲁·瓦尔克于1998年首次来到印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他对劳里·航克的重启印欧比较民俗研究的用意似有一种自我暗合的能力。
他的田野之旅到达了印度的南部，中部和北部，最后将主要研究方向确定在印度故事和民间信仰上。
自1998年至今，他发表了12篇论文，其内容大体可分四类：一是对来世生活的信仰的研究，如《现代印度民俗》（1998）、《当代印度关于死亡的教派的研究：在“经文”
和民间宗教中的印度来世生活》（1998—1999）；二是印度故事经文和口头传统的研究，如《道德小说：来自口头传统的泰米尔故事》和《泰米尔故事中的幻想的困惑》（2003）和《传说的眼光：重新思考信仰的体裁》（2007）；三是对故事与民俗的功能性母题研究，如《神话传说中的泰米尔·纳都村庄之神：被叙事的经验》（2007）、《老虎与魔法：阿萨姆邦信仰传说的语境文化》（2008）、《神的行为还是人的行为？泰米尔·纳都的民间传说中的因缘关系与因果关系》（2009）和《叙事和附属跟随物：阿萨姆邦民间宗教中的寺庙传说》（2010）；四是当代印度民俗研究，如《阿萨姆邦地点知识笔记》（2008），《怎样解释罪犯家庭神？印度东北部Khasi部族的UThlen信仰》（2009）[122]。
于鲁·瓦尔克的学术倾向直接影响了爱沙尼亚当代民俗学的国际化学术目标和理论结构。
劳里·航克聚焦于芬兰史诗《卡勒瓦拉》与印度史诗《西里》的比较，航克将史诗看作是故事、演唱、仪式、民族民俗和社会功能母题的大型综合文本，里面包括了故事的体裁。
他的史诗理论框架要比故事学框架远为宏大和高端，他甚至将这种研究成果推广到国际政治与文化的多样性领域，这对欧洲当代民俗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引领作用。
于鲁·瓦尔克和他的爱沙尼亚民俗学团队的工作，是在劳里·航克的宏大理论的主脉上，自动滋长发荣的新枝，并有自己的侧重点，那就是民间叙事和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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