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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印欧合作的国际化培训
1989年，劳里·航克教授开辟了芬兰、挪威和印度三国的联合田野作业国际化模式，后又将这种模式扩大到其他欧美国家，在印度组织了田野作业国际训练课，并亲自出任课程讲授工作。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创办了印度国际田野作业冬季学校（winterschool）培训制度[123]，扩大国际民俗学青年人才培养的范围。
于鲁·瓦尔克不是劳里·航克的印度班的学员，但他和他的团队承袭了这种国际化的印度教学模式。
2011年，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民俗学系在印度东北部建立了田野作业基地，继劳里·航克的印度南方田野基地之后，开辟了另一个印度北方田野基地。
该基地进一步向欧美民俗学者提供联合田野作业的场所，同时也用于民俗学教授们指导的研究生群体的专门培训。
实际上，民俗学人才的国际化培养早已开始，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已有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师生行。
但过去是生以师养，换句话说，学生是以老师的田野作业基地作为自己的田野作业基地的。
从劳里·航克的印度班到爱沙尼亚大学的当代印度田野作业基地又有所不同，在当今的印欧比较民俗学领域，教授们的田野作业与研究生们的田野作业已经合并，并将之作为民俗学专业研究生国际化教育的一部分。
从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民俗学系方面说，在印度的国际化教育经验，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国际合作机构，如塔尔图大学民俗学系在印度建立了多个研究中心[124]，为双方开展合作调查和比较研究提供了保障；二是开展制度性的学术建设和教育推广工作，如联合举办年度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青年民俗学者冬季学校，这一措施的实施，推进了爱沙尼亚民俗学青年人才国际化教育的经常化。
在异国开展民俗学国际化教育培训也有新的问题，那就是不同国家的民俗学高等教育有不同的国情，有不同的学术传统的差异，也有不同的学术关注问题，有一些具体问题是不能做直接比较的。
那么，爱沙尼亚民俗学者是怎样设计这种民俗学专业师生的国际化田野之旅和人才培训的？又是怎样面对这种文化多样性和学术差异的问题呢？他们的做法是，将国际学者研究当代民俗学的共性问题放到这类田野作业中，特别就其中一些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在欧洲高校与印度高校双方的合作中，直接纳入国际会议讨论，产生年度研究主题；或者将一些问题转为田野作业问题，安排印欧双方高校的师生在印度共同调查，使印度之行变成跨文化的民俗学研究生教育的生动课堂。
2011年2月，塔尔图大学民俗学系以合作组织者的身份，参与组织了印度民俗学者操办的国际民间叙事学会（ISFNR）印度西尔大学（HillUy）国际会议，主题是“讲述认同：民间叙事中的个体与社区”
，西尔大学位于印度东北部梅加拉亚邦（Meghalaya）的首府西隆，这是一个冬季会议。
2012年6月，塔尔图大学派师生赴印度参与“全球化语境下的地方传说”
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组织研讨工作，印度主办方为曼尼普尔邦（Manipur）的曼尼普尔大学。
2013年2月，塔尔图大学与印方又在印度梅加拉亚邦的科技大学合作举办了“民俗学视角下的信仰体裁研究”
国际研讨会，并在阿萨姆邦和梅加拉亚邦的Khasi和Assamese两个村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联合田野调查。
在这次调查中，塔尔图大学的10位民俗学者和博士研究生，与来自其他国家的国际学者一道，跟印度高校的民俗学专业师生，多方合作，共同调查当代印度民间宗教的传承以及民间宗教在不同体裁文本中的表述过程，调查典印度村民怎样在口头传说和诵读经文的不同文本中，叙述他们自己的民间宗教，结果大家收获颇丰。
印欧青年民俗学人才培养的努力是双向的，近五年来，印度高校也向塔尔图大学民俗学系陆续派出博士生，调查和学习爱沙尼亚深厚的民俗学研究传统。
印度民俗学国际化教育，在不同国家研究不同民俗文化差异的高校之间合作进行，包括爱沙尼亚与印度高校就民间宗教文化的差异研究所进行的合作教学科研，对于发展双方的研究都带来了积极的效果。
这种国际化的合作研究和培养人才方式，拓宽了当代民俗学者的眼界，使他们能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开阔视野，打破“本土化”
的边界，了解当今世界千变万化的活态民俗。
不同国家高校的民俗学专业师生在一起工作，还能促进彼此之间对他者学术传统的理解，大家互相学习，提高教学科研水平。
中国改革开放后，加快了高校现代化改革的步伐。
在坚持立足中国国情的前提下，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民俗学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方向都十分明确。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逐步推行国际化人才培养计划，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已陆续派出学者和博、硕研究生到美国、英国、法国、俄国、爱沙尼亚和日本等国家，在国际著名高校的同行专业或相邻专业学习。
我们对印欧民俗学国际化田野作业和青年人才培训工作，也在给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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